顧頡剛《整理〈史記〉計劃》手稿 圖片由作者提供

顧頡剛（1893—1980），江蘇蘇州人。歷史學家。圖片由作者提供

在民國學術界，顧頡剛堪稱能夠呼風喚雨的領袖人物。他曾聽人說：“抗戰前，北平流行著一句話：‘北平城里有三個老板，一個是胡老板胡適，一個是傅老板傅斯年，一個是顧老板顧頡剛。’”雖然顧頡剛自認勢力遠不及前兩人，但他周圍也有大量追隨者。1943年中國史學會成立時，顧頡剛“得票最多”，“頻作主席”，可謂眾星捧月、風光無限。但隨著1949年的政權鼎革，學術界也是改天換地，作為舊時代的大學者，顧頡剛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失落感。

1949年7月，中國新史學研究會籌備委員會成立，顧頡剛未獲邀請。一個多月后，顧頡剛赴北平接洽復刊《禹貢》雜志之事，結果又令他無比失望。顧頡剛受到冷落的根源，在于與他此前與國民黨的諸多牽連。其實，顧頡剛并不熱衷于黨務和政治，也不認同國民黨，相反對國民黨是失望甚至是厭惡的，他接近國民黨是為了爭取更多資源，實現學術抱負，推展學術事業。很多人不了解顧頡剛的苦衷，這使他一度倍感苦悶、壓抑和無所適從。

正當此時，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領導人對顧頡剛的關心、愛護和支持，使他感受到黨的溫暖，一步步向新社會靠攏。1952年，在中央領導的關心下，有關方面開始籌劃將顧頡剛調到北京的中國科學院工作。這里有一個細節。1953年12月初，顧頡剛與中國科學院尹達、劉大年會面，接受了中國科學院的邀請。當時，尹、劉詢問顧頡剛在上海的收入情況，告以共有500萬元（即500元）。于是有了顧頡剛要求到京后工資為500萬元的傳言。據說，周恩來總理一次會議上提及此事：“中國有幾個顧頡剛？他要500萬就給他500萬，一定要讓他到北京來！”但顧頡剛得知后，堅持要按照規定，決不搞特殊，最終定為當時的最高薪200元。20多年后，顧頡剛憶起這樁往事，仍感慨不已：總理“對我們這些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都體貼入微，知人善任。從他身上，我看到了團結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真正共產黨人的光輝形象”。

北京的學術環境令顧頡剛向往，他于1954年8月抵京任中科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一級研究員。顧頡剛到京后積極投入到新的工作中，不久就接受了中央安排的一項學術任務。1954年11月，在毛澤東的關心下，標點《資治通鑒》及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委員會成立，以范文瀾、吳晗為召集人，顧頡剛與翦伯贊、侯外廬、向達、尹達、劉大年、黎澍、金燦然、王崇武等為委員。標點《資治通鑒》的工作，顧頡剛任總校對。5月，顧頡剛因工作過勞而病倒，這項工作后來由聶祟岐主持完成。盡管顧頡剛實際承擔工作不多，但他已經開始獲得黨的信任和倚重，加入到新中國史學家的行列之中。

表明顧頡剛獲得政治地位的是1954年12月受邀成為全國政協委員。為準備大會發言稿，他陸續征求辛樹幟、李平心、吳晗、侯外廬、尹達等人意見，不斷修改。12月24日，他在大會發言中對自己的治學方法進行了剖析：一直追求將宋代學者強烈的批判精神和清代學者精密的考據功夫合而為一，“我的學問的實質和基本方法，原是宋人和清人給我的……到底是在祖國的長期文化里自生自長的”；以后接受胡適的實驗主義方法，“第一個起來擁護他”，“解放以前的三十年中，胡適所以能在反動政權的范圍內以文化界領袖自居……我是在一定程度上替他造成他的虛名和聲勢的一個人。這就是我對于學術界和全國人民最抱疚的事情！”發言完畢，周恩來即告曰“發言甚好，很清楚”。兩天后在全體宴會上，“見毛主席、劉少奇委員長、彭真市長，亦均謂予發言好，與周炳琳（枚孫）二人為最佳。這是我想不到的成功。”可見，顧頡剛由此大受鼓舞。

1956年1月，中央召開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所作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以及當時的中央精神引發強烈反響。顧頡剛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發言時稱“這真是一個天大的喜訊”，由此“認識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于知識分子的深切關懷和期待”，并“希望我們知識分子的隊伍能在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和有計劃的組織之下，大量發揮潛力，在十一二年之內完成黨和政府交給我們的最光榮的任務”。

1956年，顧頡剛參加政協組織的兩次調研活動，進一步增加了他對黨領導國家建設的信心。一是考察東北三省工、礦、農、林各方面的建設，足跡遍布十二市九縣鎮。顧頡剛目睹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內心無比興奮，由衷感嘆道：“想望了卅多年的東北，這回到了，而且看得這般地滿意，這不能不感謝人民政府對我的厚惠！這真是無比的政治待遇！”二是調研廣西五市五縣的農田水利建設。這次調研催生了顧頡剛在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上的發言稿《廣西的生產潛力和將來開發的途徑》，“發言稿約八千言，恐是全體發言中最長之一篇。篇中字斟句酌，費了九天功夫”。顧頡剛以文史學者的身份跨界探討現實的經濟發展問題，可見其對新中國的建設事業熱情之高。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像一陣和煦的春風，給文藝界和學術界帶來了活力和生機。1957年4月17日，病榻上的顧頡剛接受《光明日報》記者采訪。他表示熱烈擁護“百家爭鳴”的方針，并對如何貫徹這一方針談了看法。首先，學術問題的討論，必須循循善誘，以理服人，不能“圍剿”，“‘圍剿’對開展‘百家爭鳴’妨礙很大。它會使很多人有話無處說，或有話而不敢說。”其次，必須打倒令人窒息的教條主義。最后，要創造客觀條件，如保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進行科學研究，充分利用圖書資料，配備助手等等。

經過幾年來思想上的磨煉和鍛造，顧頡剛已發生了很大轉變，用他自己話說就是“從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1959年3月，顧頡剛在全國政協三屆一次會議做《我在兩年中的思想轉變》的發言，談到來北京后“一個運動緊接著一個運動，得不著充分時間從事研究”，心中非常苦悶。反右斗爭中“稱我輩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表示和‘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屬于兩個范疇，并作嚴厲的批評，我又起了反感：覺得政治思想固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分別，至于客觀性的科學則并不因人的階級而有不同，何必一起加以否定。”顧頡剛的發言道出了當時知識分子共同的苦悶心境，“甚得周總理注意”，“謂甚誠懇”。周總理在大會閉幕后的茶話會上對顧頡剛說：“你談得很好。你并不老嘛！”

這年5月，全國政協成立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顧頡剛任副主任委員，周總理親囑其撰寫經歷的往事。在慶祝委員會成立的宴會上，總理讓顧頡剛坐在他的旁邊，像老朋友一樣交談，邊談還邊給他夾菜。總理詢問了他的工作和生活情況，拍著他的肩膀親切地說：“近代史方面的工作，現在有這個委員會來做了。古代史方面，要做的事還很多。郭老事情忙，我希望你能多寫多做一點。”

1962年2月，顧頡剛到從化休養，從剛在廣州參加了“科學技術十年規劃會議”醫學專家侯寶璋處了解到周恩來、陳毅關于知識分子問題報告的內容，他深受觸動：“政府如此開誠，知識分子自可安心發揮所長，以裨于建設社會主義。”3月，出席全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時，又聽周恩來、陳毅在廣州會議上所作報告之傳達，“知我輩已脫‘資產階級’之帽，而將加‘無產階級’之冕，數年來所受歧視當可隨以解除矣”。

不久之后，顧頡剛后被安排至中華書局工作。在有關方面的支持下，劉起釪、林劍華、李民等學問根底扎實的學者從各地調到京協助顧頡剛整理《尚書》的工作。受此關照的鼓勵，顧頡剛的工作熱情非常高漲，加緊進行《尚書》整理研究。

“文革”開始后，顧頡剛被冠以“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之名遭受批判。由于上級指示，顧頡剛受到一定的保護。1970年國慶，顧頡剛受全國政協邀請登上天安門觀禮，這是一項很高的榮譽，具有政治象征意義。1971年4月，北京召開的出版會議上提出了標點二十四史的工作，當日周恩來即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標點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請中華書局負責加以組織，請人標點，由顧頡剛先生總其成。”他并說，此事要與顧先生商量。顧頡剛“聽到這一指示，興奮、感激和慚愧的心情交織在一起”。在周恩來的直接關懷下，自4月份以后，對顧頡剛逐一落實政策，1972年他又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顧頡剛從此得以恢復工作，直到1980年以87歲高齡在他鐘愛的學術崗位上走完了輝煌的一生。

從舊社會跨入新社會，學者只有經過學習、改造，才能真正與黨同心同德、同向同行。顧頡剛清醒地認識到：“特我輩自舊社會來，不能無舊社會之習氣，非施改革則步伐不齊，是以不惜用嚴厲之手段以為教育。”他還表示，“解放以來，情移勢易，甚欲隨先進之后從事于馬克思列寧主義，以端正治學之方向與方法”，“縱然我不能純熟地運用馬克思主義，至少可以跟著馬克思主義者的足跡而前進”。不過，這種思想上和學術上的轉變不是朝夕之間可以完成，而是要經歷一個艱難羽化的過程，其間既有重獲新生的興奮和喜悅，也伴隨著痛苦和彷徨。

多位中央領導對顧頡剛等知識分子的直接關照和保護，極大拉近了黨與知識分子的情感距離，有力糾正了具體政策執行中產生的偏差，為他們從事學術研究創造條件，讓他們能夠以專業成就報效國家和社會。

（作者：陳峰，系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