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山東省委黨校裴傳永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歷代官箴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1BZS006），最終成果為同名研究報告《中國歷代官箴研究》，課題組成員有：仝晰綱、王萍、裴植、周東娜、秦湘宇、齊曉青、任福興。

官箴是浩如煙海的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我們的統計，流傳至今的官箴文有近300篇，官箴書達100多部。對中國古代官箴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既是歷史文獻學和古代思想史、政治史研究的題中要義，也是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必然要求，同時對于各級領導干部以史為鑒，提高自身的官德修養和理政能力，亦將大有裨益。

一 中國古代官箴的產生及其標志

關于中國古代官箴的文獻記載，最早可追溯到夏朝。《逸周書·文傳解》載有兩條夏箴佚文，不過楊伯峻等現當代不少學者均認為《逸周書》所載夏、商之箴及《呂氏春秋·謹聽篇》所引周箴“皆未可信”，而“自此《虞箴》以后，箴便為文體之一”。可以說，官箴產生于西周初年且以《虞箴》為標志，是當今學界較為通行的看法。

不過，查考現當代學者公認屬于“無可懷疑的殷商遺文”的《尚書·盤庚上》篇，其中載有商王盤庚稱之曰“小人之攸箴”的一篇文字。對于這篇文字，唐宋學者孔穎達、蔡沈等認為是盤庚所言，而清代學者姚鼐、段玉裁、孔廣森和現當代學者曾運乾、陳夢家、周秉鈞等則不約而同地主張，其乃群臣根據民眾意見寫成的一篇反對遷都的箴文。應當說，盤庚“小人之攸箴”的表述本身，一方面確證了相關文字歸屬于“小人”之在邏輯上的無可辯駁，另一方面也確證了其作為箴文的文體屬性。既然如此，那么官箴產生的標志性作品便應是商王盤庚時的《小人之箴》而非周初的《虞箴》；這也同時意味著，官箴產生的時間應當從周初上推至商王盤庚之際，大約可前移200多年。

二 中國古代官箴的發展軌跡

周初是古代官箴著述的第一個高潮。此期，因了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的號召和發動，官箴著述蔚然成風。流傳至今的周初官箴，除了眾所周知的《虞人之箴》之外，還有《大正箴》。該箴堪稱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法官職業道德準則，而“明德慎罰”是貫穿《大正箴》的一條紅線。

“迄至春秋，微而未絕。”屬于春秋時期的官箴只有兩篇，即春秋早期衛武公所作《耄箴》和春秋中期楚莊王所作《勤箴》，前者勉勵卿大夫士要無所顧忌地向自己直言進諫，后者則告誡國人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以備災荒。

官箴著述的再度興盛發生在西漢末期，其標志是“揚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繼揚雄之后，崔骃、崔瑗、崔寔、崔琦這祖孫三代，以及劉騊駼、胡廣等人，各有增補或續寫之作。胡廣不僅“繼作”了4篇官箴，還把揚雄尚存的28篇州箴和官箴、崔骃與崔瑗父子以及劉騊駼接踵“增補”的16篇官箴，連同自己所作結集為《百官箴》并“為之解釋”。對此，劉勰稱之曰“崔胡補綴，總稱《百官》”。

“盛唐氣象”在官箴著述上也有生動反映。此一時期不唯官箴文數量可觀，而且誕生了最早的官箴書。在此基礎上，宋元時期，官箴著述一改此前各代官箴文一花獨放或一枝獨秀的狀況，而呈現出官箴文與官箴書各放異彩、交相輝映的嶄新局面。這一時期的官箴書較為注重官德修養、官場關系、為官之道等內容的全面闡發，而元代張養浩所著《牧民忠告》無疑是古代官箴書中的扛鼎之作。

時至明清，官箴書著述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此一時期的官箴書合計不下百部，大致可分為初仕指南類、州縣實務類、格言事跡類、經驗總結類、為政大要類、集萃摘要類等幾種類型。與早期的官箴書相比，為各級官員履職盡責提供方法指導、經驗借鑒和思想啟迪成為明清官箴書較為普遍的特點和風格。當然，大河奔流，難免泥沙俱下，此期官箴書中也有少數粗制濫造之作，這也是有必要指出的。

三 中國古代官箴作者與對象的階段性變化

中國古代官箴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無論是作者還是規誡對象，在不同的時期都表現出了不同的階段性變化。

官箴產生的標志性作品———商王盤庚時的《小人之箴》，從字面上看其作者是“小人”，然而在商周時期，文字是專屬奴隸主貴族的一種工具，處于社會下層的“小人”是不能享有識文斷字之權利的，因而該箴的作者，實際是盤庚時的朝臣。直到周初，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缺”前后，官箴的作者仍然是除了百官而別無其他。

君王成為官箴的作者發生在周成王之時，其標志性作品是成王所作《大正箴》。此后，“王箴官缺”勢頭不減，春秋早中期的衛武公、楚莊王各有箴作問世。由此可見，傳統所謂君王之箴產生于春秋之后、秦漢以后、唐代、宋代等說法，都是不正確的。

漢魏六朝時期，百官在官箴作者中居于絕對優勢地位，而梁武帝是此期官箴作者中唯一的一位君王。不過到了唐代，情況便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和唐德宗各有官箴作品傳世。這種一朝四君競相從事官箴著述的盛況是前所未有的。其后，后蜀的末代皇帝孟昶，以及宋代的太宗、真宗和高宗，明代的宣宗，清代的世祖、圣祖、高宗和仁宗，亦各有官箴作品。即此而言，自唐至清，君王已成為官箴作者隊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當然，盡管如此，百官作為官箴作者隊伍中的主體，其地位仍是不可撼動的。

猶有可言者，至遲在南宋光宗皇帝之時，官箴作者中又有普普通通的讀書人加入其中，這便是寫了那篇《上光宗皇帝鑒成箴》的陳亮。

官箴作品的規誡對象，不外乎君王和百官。不過，繼先秦時期君王與百官的互箴之后，自漢代開始，以官箴官之類的作品開始出現，并成為后世官箴中數量最大的一部分。

四 中國古代官箴形式與內容的漸進式演變

中國古代官箴形式上的漸進式演變，突出表現在相互聯系的兩個方面，即從韻文到散文的演變、從精悍短篇到鴻篇巨制的演變。

早期的官箴作品大都具有韻文的特征，即明代徐師曾所謂“大抵皆用韻語”。作為官箴產生標志的《小人之箴》，其在韻腳的處理上雖不如后世的同類作品那么規整，但也絕非全然無韻，即如曾運乾所言：“本文命、寧通葉，《易·乾·象傳》命與貞、寧葉可證。”而從《虞箴》、《大正箴》開始，用韻便成為官箴作品的基本形式特征之一，即便到了明清時期，絕大部分的官箴文對于用韻仍十分講究、一絲不茍。

不過，自官箴書于唐代面世之后，官箴作品千篇一律的韻文形式被打破，而表現為有韻之官箴文與散文化之官箴書各擅勝場、并峙而立的局面。與此同時，官箴作品的篇幅也呈現出逐漸增大的趨勢。最初的官箴文不過幾十字，而到漢代，有的單篇已達到三四百字，三國曹魏時人嵇康的《太師箴》，更是進一步增至五六百字。就官箴書而言，唐代武則天的《臣軌》不過8000字左右，宋代呂本中的《官箴》只有不到3000字，而清代黃六鴻的《福惠全書》則達到了近30萬字的規模。官箴作品這種從精悍短篇向鴻篇巨制的演變本身，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古代官箴發展所取得的不凡成就。

與官箴作品在形式上的演變相映成趣，其在內容方面也有著與時俱進的積極變化。早期的官箴作品，無論是“官箴王缺”還是“王箴官缺”，大都局限于履職盡責方面的規過勸善，內容相對比較簡單。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官箴作品的內容也得到了豐富和拓展，特別是官箴書產生以后，為規誡對象提供修身齊家、臨民理政的全面系統的方法指導、經驗借鑒和教訓警示，成為官箴著述的大勢所趨。以官箴書而論，在唐代，無論是《帝范》還是《臣軌》，均帶有明顯的原則性、說教性特點；時至宋元，從《州縣提綱》到《晝簾緒論》再到《牧民忠告》，可以說官德修養、官場關系和為官之術成為官箴書最基本的內容架構，且無論是哪個板塊和方面，說教的色彩均大大減少而實務性、實用性特征顯著增強；明清時期的官箴書，相對而言更加突出了針對性和應用性，如有的專為初入仕途者耳提面命，有的專就如何處理訴訟事務指點迷津，有的集中介紹前賢事跡以方便取鑒，有的總結個人經驗教訓供他人參考，等等，其中的經典之作不啻是官員的從政教科書。

歷史的車輪進入21世紀，時移世易，古代官箴中的一些內容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環境和土壤，有些甚至已淪為必須剔除的封建糟粕，但是其中仍有不少具有超時空意義和普適性價值的理念、觀點和論斷，這些理念、觀點和論斷無疑是古代官箴的精華所在，是我們在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必須倍加珍視和開發利用的寶貴遺產。對于我們來說，無論是史學研究意義上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還是實踐應用意義上的以史為鑒、古為今用，加強對中國古代官箴的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應當給予足夠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