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財經大學徐國利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多維視角下傳統史學與中國現代新史學關系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2BZS002），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路則權、李天星、雍振、李政、徐焜堯。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所謂傳統史學與中國現代新史學的關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指中國現代史家對傳統史學及現代新史學關系的認識，二是指傳統史學對現代史家建構中國現代新史學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和作用。可見，關于這個問題的研究是中國現代史學研究的根本問題之一，只有系統研究和深刻闡明中國傳統史學與現代新史學之間的關系，才能對中國現代史學發展有更為全面和深入的認識，從而為中國當代史學發展提供直接的歷史經驗，其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不言而喻。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對中國現代化道路反思和西方文化中心論批判的不斷深化，特別是21世紀初傳統文化研究熱的形成，史學界逐步認識到傳統文化和傳統史學的重要價值和現代意義，一些史家從不同角度對中國傳統史學與現代新史學關系做了一定的研究。然而，這些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主要表現為：相關研究主要散見中國現代史學史及史家思想的研究專著和單篇論文中，缺乏系統性和深入性的研究成果；對傳統史學在現代新史學建構中的重要作用和影響認識不夠，研究相當薄弱；沒有意識到文化保守主義史學是中國現代史學的重要流派，對其為傳統史學的現代發展所做的貢獻研究不夠。因此，運用多種理論方法對這一學術問題展開多維度研究，全面揭示和深入闡述傳統史學與中國現代新史學發展之間的關系，以填補該領域研究的空白和彌補其中的不足，無疑有著重要的學術意義。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20世紀初，中國史學進入近現代發展時期，如何認識和處理傳統史學與近現代新史學的關系成為各派新史學家思考的首要問題。“新史學”派領袖梁啟超和“國粹派”領袖章太炎均對中國傳統史學做了比較系統的批判，并以之作為近現代新史學建立的前提和基礎。然而，他們又不同程度地肯定傳統史學的合理性，并繼承和借鑒傳統史學理論與方法來建構各自的新史學。相比較而言，梁啟超的史學主張和實踐有著鮮明的文化激進主義色彩，章太炎的史學主張和實踐則表現出文化保守主義色彩。作為中國近現代學術和史學的開拓者，他們對傳統史學和新史學關系的理論探索及其不同模式對此后的中國現代史學發展產生了重大和深遠的影響。

“五四”新文化運動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中國現代新史學發展時期。歷史文化觀和史學觀的不同決定了史家的派別屬性，依此中國現代史家可分為四大派別，即新考據派史家、文化保守主義史家、馬克思主義史家，以及無法歸入這三大派其他派別的史家。關于上述三大史學流派的界定，除馬克思主義史學流派沒有爭議外，史學界新考據派的界定頗多不同，且值得商榷，需要加以科學界定。嚴格說來，所謂新考據派是指以進化史觀為指導，將科學方法論視為史學方法論，以文獻史料考據作為研究內容的史學流派，因此，王國維和陳寅恪并不屬于新考據學派，而是屬于文化保守主義史學流派。其次，史學界沒有明確將中國現代文化保守主義史學視作一個流派，對此更是缺乏研究。事實上，文化保守主義史學是中國現代史學的重要流派，其基本宗旨和主張是，肯定中國傳統文化和史學人文理性精神和現代價值，認為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必須以中國傳統文化和史學為本位，同時要吸收現代科學治史方法，主要史家有王國維、陳寅恪、柳詒徵和錢穆。文化保守主義史家為傳統史學的現代發展以及中國現代新史學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上述四大類別史家從各自的歷史文化觀和史學觀出發，對傳統史學及其得失、傳統史學與現代新史學關系做了全面深入和豐富多樣的思考和回答。新考據派史家胡適、傅斯年、顧頡剛和陳垣從現代科學方法論和科學史觀的視域出發，一方面對傳統史學的非科學性作了激烈批判，另一方面又極力發揚其中的科學因素和精神，并視之為中國現代史學發展的基礎。文化保守主義史家王國維、陳寅恪、柳詒徵和錢穆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和史學的本位立場，肯定傳統史學及其價值，認為中國現代新史學的建立必須以傳統史學為基礎或根本。馬克思主義史家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和侯外廬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歷史科學觀為依據，批判傳統史學的封建性和專制性，同時著力發掘傳統史學中的科學性和民主性，主張史學科學性和革命性的統一。其他派別的史家呂思勉、何炳松、朱希祖和朱謙之對傳統史學及現代新史學關系的認識雖然存在差異，但基本是以進化史觀和科學史觀來批判傳統史學的非科學性，同時肯定傳統史學的科學性和合理性。理性是史家解釋和建構歷史的基本工具和形式，主要包括工具理性、價值理性及實踐理性，不同的理性有不同的思維特征和價值取向。中國現代史家對傳統史學及新史學關系的認識所運用的理性各不相同，體現了不同的理性特征和價值取向。新考據派史家以科學精神和方法作為認識和評判標準，本質上是工具理性思維，將價值理性或道德理性排除在外，是唯科學主義的，往往帶有西方文化中心論的色彩。文化保守主義史家主張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統一，但強調道德理性的主體性和核心價值，彰顯了中國傳統的道德實踐理性精神。馬克思主義史家主張“科學性與革命性的統一”，他們的認識具有鮮明的實踐理性特征，不過在實踐中卻偏向價值理性。其他派別史家對史學科學的解釋與新考據派不同，但本質上是工具理性的，同樣拒斥道德理性，也是唯科學主義的。

“傳統史學與中國現代新史學關系”的另一內涵是傳統史學對現代新史學建構的重要作用和影響。除文化保守主義史家外，其他派別史家雖然對傳統史學以批判為主，然而由于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和史學的教育和熏陶，他們在建構現代史學的過程中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向傳統史學尋找思想資源。綜觀現代史家建構的各派新史學，可以看出傳統史學的理論方法對他們建構新史學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包括傳統歷史文化觀、史學方法、史學編纂理論、文史觀和史體觀、史學致用論等各個方面。現代史家對傳統史學的繼承和發展既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既有實質性的，也有形式上的。他們從不同角度和層面繼承和發展傳統史學來建構現代新史學，與他們對傳統史學的認識是相一致的，同樣體現了多樣化的特點。其中，文化保守主義史家對傳統史學做了全面和直接的繼承發展，貢獻卓著。新考據派史家主要是繼承傳統的考據方法和史書體裁，成績突出。馬克思主義史家主要是對“通史家風”、傳統經世致用思想和文史觀作了形式上的借鑒和發展，成就顯著。其他史家則對傳統歷史文化觀、史學方法、通史編纂理論和文史觀等作了不同程度的繼承和發展。由此可見，傳統史學在中國現代史學建立和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顯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現代解釋學和傳統學都強調“傳統”在歷史解釋中的決定性作用，認為“傳統”與史家的歷史解釋存在互動關系。以這兩種理論來考察傳統史學對現代新史學建構的作用和影響，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傳統史學構成了現代史家認識的“前見”，形成了他們認識傳統史學與現代新史學關系的視域；二是在現代史家解釋傳統史學與現代新史學關系的過程中，傳統史學既是被解釋者，又是解釋者；三是中國傳統的道德實踐理性和經世致用原則，對現代史家認識傳統史學及新史學關系發揮了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四是傳統史學具有多方面的現代價值，成為中國現代各派史家建構新史學的重要思想資源。

三 成果的價值

該成果主要有四方面的學術價值：（1）對中國傳統史學與現代新史學的關系作了多維度的系統和深入研究，把該領域的研究向前推進一步。（2）運用當代歷史詮釋學、理性主義理論和傳統學等理論方法對傳統史學與現代新史學關系加以分析和總結，揭示出現代史家在傳統史學與現代史學關系認識上的不同理性特征和價值取向。（3）說明了中國傳統史學是現代新史學建構的主要思想資源之一，在現代新史學建構發揮了重要作用，那種將中國現代新史學的建立視為西方史學單向度影響和作用的觀點是錯誤的。（4）重新界定了新考據派史學與史家，并首次提出了中國現代文化主義史學和史家的概念。同時，該成果也有其現實意義。因為，史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集中體現了中國文化道德實踐理性的精神。通過研究，全面展示了現代史家對傳統史學的多元化認識，特別是文化保守主義史家對傳統史學精神和價值的系統論述，深刻揭示了傳統史學對現代史學發展所發揮的作用。這不僅有助于人們客觀認識傳統史學，也有助于人們更好地了解中國傳統文化。

總之，通過對中國傳統史學與現代新史學關系多維度的研究和理論反思，彰顯了傳統史學人文精神和道德實踐理性的現代價值。中國當代史學的建設應當繼承傳統史學的人文精神和價值取向，同時加強史學的科學化發展，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進而建構起中國話語體系的實踐理性史學，而非僅僅以工具理性為取向的科學化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