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惲代英年譜長編”負責人、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在中國共產黨建黨過程中，雖然共產國際曾給予一定的幫助和指導，但是中國共產黨畢竟是中國社會本土內生的產物，是當時中國先進分子自覺追求的結果。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前，一批中國的先進分子就已經獨立探索建黨的實踐，惲代英便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主動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

惲代英是武漢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發起者和領導者之一。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他主動學習和宣傳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種社會主義新思想。1920年2月，他與林育南等人在武昌橫街頭18號創辦了利群書社，作為傳播新文化和試驗“共同生活”的基地。利群書社“最注意的，不在營業，在于介紹文化”，主要經銷《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社會主義史》等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等進步雜志，客觀上成為長江中游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主要陣地。

中共武漢早期黨組織成立后，中共上海早期黨組織曾致信包惠僧（時任中共武漢早期黨組織書記），要他與惲代英聯系，吸收利群書社的優秀分子入黨。但由于各種原因，惲代英始終沒有與包惠僧及共產國際代表聯系上，從而走上了在中國獨立探索建黨的道路。

與陳獨秀、李大釗一樣，惲代英這時也開始在工人階級的沃土中播撒馬克思主義的種子。創辦利群書社后不久，惲代英又在武昌大堤口創辦了利群毛巾廠。這既是他實驗“共同生活”的另一個基地，也是他與工人階級聯系的一個重要據點。在這里，惲代英結識了第一批工人朋友。他經常深入工人群眾之中，向他們宣傳勞工神圣、婦女解放等道理。林育英（張浩）、陸若冰等人就是在這里學習到馬克思主義并走上革命道路的。1920年4月，惲代英又和施洋、李書渠等人發起成立湖北平民教育社，專門招收經濟困難、沒有上過學的工人及其子弟。惲代英、施洋等人經常聯系工人的艱難生活狀況，在教學中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深受工人群眾歡迎。這時，惲代英已將關注的目光從青年學生擴展至貧苦的工人階級，從單純的先進思想文化宣傳轉向了實際的革命活動。

確定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

惲代英的思想一度受到工讀互助主義的影響。1920年7月，惲代英在《為什么要創造少年中國？》一文中批判無政府主義說，“若我們一天天走受掠奪的路，卻談什么無政府主義，這只是割肉飼虎的左道，從井救人的誣說”。10月，他在《未來之夢》一文中承認“個人主義的新村是錯了的”。但同時他又認為“階級革命的必要，與新村的必要一樣真實”“最好莫如利用經濟學的原理，建設個為社會服務的大資本，一方用實力壓服資本家，一方用互助共存的道理，啟示一般階級。而且靠這種共同生活的擴張，把全世界變為社會主義的天國”。青年惲代英這種思想的矛盾性，正說明了中國先進分子尋求革命真理的道路是艱難曲折的。正如瞿秋白所說，社會主義的討論，“如俄國19世紀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響，隔著紗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清晰的”。無論如何，這時的惲代英深入到工人階級中去傳播馬克思主義，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也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奠定了思想基礎和階級基礎。

工讀互助主義從本質上講是空想社會主義。企圖用這種改良主義的方法改造中國社會，注定是行不通的。果不其然，北京大學工讀互助團最先成立，也最先失敗。上海滬濱工讀互助團勉強堅持到年底，也因經濟困難、無法維持而被迫解散。惲代英在武昌的“共同生活”實驗，也是困難重重。恰在這時，《新青年》開展了社會主義大討論。這場大討論促使惲代英迅速地轉變為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1920年12月，陳獨秀在批判張東蓀改良主義的同時，對惲代英的《未來之夢》也提出了批評。他指出：“在全社會底一種經濟組織生產制度未推翻以前，一個人或一個團體決沒有單獨改造底余地。試問福利耶以來的新村運動，像北京工讀互助團及惲君的《未來之夢》等類，是否真是癡人說夢？”這使惲代英的思想受到極大震動。他回憶說：“記得我從前癡想以為我開辦了一個小商店，便可以由怎樣怎樣的發展以至于完全改革社會，于是做了一篇《未來之夢》，大發其狂熱……但是事實上證明我這只是一個荒謬的空想，改革社會決不是像這樣做下去所能有功效的。”

是年秋，受陳獨秀的委托，惲代英翻譯考茨基的《階級爭斗》一書。惲代英翻譯《階級爭斗》的過程也是他進一步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過程。通過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并結合自己的實踐以及與陳獨秀、劉仁靜、林育南等人的思想交流，惲代英最終在1921年7月1日至4日于南京高等師范學院梅庵舉行的少年中國學會年會前后，確定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

在這次年會討論學會宗旨和主義時，鄧中夏、高君宇、劉仁靜等堅決主張學會應確定社會主義的方向；左舜生、陳啟天、余家菊等則主張學會應成為從事“社會活動”的改良主義團體。這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和改良主義論爭在少年中國學會內的反映。惲代英起初在年會上采取調和態度，以免“傷感情，生隔閡”，造成學會分裂。當他見學會分裂已經不可避免時，便堅決支持鄧中夏等人的社會主義思想觀點。會后，他在致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楊鐘健的信中說，“我在南京曾力為學會作調和派。調和非我本意，然當會及會后均見學會有樹立一定明確旗幟的必要，實無調和的余地”，“我私意近來并很望學會為波歇維式（即布爾什維克式）的團體，這是年會后思想的大改變”。

發起成立共存社

1921年7月15日至21日，惲代英從南京返回湖北后立即召集受利群書社影響的林育南、林育英、唐際盛等24位進步青年在黃岡浚新小學召開會議，宣布成立具有共產主義性質的革命團體共存社。其宗旨是：“以積極切實的預備，企求階級斗爭、勞農政治的實現，以達到圓滿的人類共存為目的。”這與隨后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第一個綱領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中共一大召開后不久，惲代英獲悉了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的消息，立即宣布解散共存社，與林育南、林育英、李求實、蕭云翥、李書渠、廖煥星等先后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們從此為共產主義理想不懈奮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共存社雖然名稱與中國共產黨有別，但它事實上是帶有無產階級政黨性質的革命組織。關于這一點，還可以從新解密的俄羅斯檔案中得到印證。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林育南代表共存社出席在蘇俄伊爾庫茨克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林育南抵達蘇俄后，用中、俄兩種文字填寫了一張《調查表 中華共產黨部》，其中第5欄：“現有什么委任狀？”林育南寫道：“有共存社的委任狀”；第6欄：“原屬什么黨派或團體？”林育南寫道：“共存社（共產主義團體）的社員。”共存社的成立，說明建立一個全國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來領導中國革命，已經成為當時中國革命者的共同愿望。

惲代英獨立探索建黨的實踐，表明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遲早也會成立，這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