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 東，系國家社科基金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重大研究專項“新時代中國特色統計學基本問題研究”課題組首席專家、江西財經大學講席教授

在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新格局中，統計學問題研究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統計學“三大體系”建設所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中國特色統計學問題研究與國際統計標準的中國參與。有人認為，社會經濟統計已有現成國際標準，不用關注統計學的中國特色問題。這是一種亟待澄清的誤解。

社會經濟統計是國際交流的語言，實行開放政策，就必須遵守經濟統計的國際標準。但是，不能只講一般性不講特殊性，放棄了每個國家都應該具有的話語權。我們應該深刻認識到：國家歷來是基本的經濟測度單位；國際統計標準一直在歷史演化過程中；國際標準并非完美無缺，不能確保公平和正義；國際統計標準是經濟測度一般性與特殊性的矛盾產物。只有從學理上加以科學把握，才能真正意識到中國特色統計學問題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明確社會科學領域統計學“三大體系”建設的方向、重心和路徑，切實完成我們的學科使命。

國家歷來是基本的經濟測度單位

國家是一個基本的利益單位，因而也是基本的測度單位。社會經濟統計當然要反映事實，但世界是多維、多元的復雜有機體，有限的統計資源應該反映其中的哪些事實？這勢必出現最基本的統計“相關性”問題。在國際社會中也就出現了議題選擇問題，即社會經濟統計的“國家立場”問題，并不存在純粹的“描述統計”。

構建國際標準是為了便于國際事務的協調。對“國勢”做統計意義上的“反映”，其中往往隱含著平均化的處理，從某個特定視角看其綜合“離差”最小，但由于無法顧及各國的國情特色，注定存在著其他視角下對現實國際關系的背離。

不同國家其經濟統計的“相關性”不同。馬斯洛的需求層次在統計重心上也有所體現。發達國家比較關注福利測度，特別是社會福利（廣義福利），當下則比較關注中產階層的狀態。欠發達國家比較關注生產和就業測度，主要是基本福利（物質福利），更關注貧困階層的狀態。

新興國家的出現是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新現象，是發展中國家的分層，新興國家GDP總量在全球GDP總量中的比重加大，使得國際競爭出現了新的結構性變化，社會經濟統計重心也需要作出相應的變革。然而，發達國家對此并沒有準備，新興國家需要自己提出統計主張。

國際標準應該是世界各國實踐的一般化，將一般測度、核算原理與具體統計實踐相結合。一是需要研究標準如何落地。二是需要各國對之作出反饋。三是需要深入研究，并揭示其與本國實踐的矛盾之處。四是要認識到國際統計標準設計并未齊全，不可能對所有現實疑問都給出明確的處理方案，僅僅照搬條文，無法滿足統計實踐的需要。執行國際標準，意在遵循其基本原則，但還有大量社會經濟統計難題亟待解決。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應該為國際統計標準的改進作出應有的貢獻。

國際統計標準一直在歷史演化過程中

考察國際統計標準構建和執行的歷史，行為主體主要有“制定者（maker）”和“接受者（taker）”，后來才有所謂“共同制定者（co-maker）”。當發達國家數量增多，且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有所提升時，現代國際標準才可能在各國博弈中形成，參與國在其中作用的大小則取決于其經濟和文化實力。

社會經濟統計的國際標準最初由發達國家主導形成，這些國家最先完成了物質基礎和財富的原始積累，最早關注軟實力建設，也最先遇到國際交流的數據需求。因此，這些國家的管理精英能夠也需要放眼世界，思考社會經濟統計國際交流的一般方法論問題。

世界上多數國家是國際標準的接受者，而非其制定者，發展中國家在其中的作用往往很小。社會經濟統計是公共產品，欠發達國家資源有限，初級階段勢必將重心放在硬件建設上，軟實力的構建和積累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在國際規則上，即便面對明顯不合理的條款，也很難進行修訂和改變。

各國在經濟現實認知上存在矛盾，引發國際標準動態演化。但是，規則制定時不可能解決所有矛盾，有些議題能達成共識，有的則不能，從而需要妥協，產生一個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博弈各方基本都可以接受的統計方案，以解當務之急。

在所制定方案的實施中，統計對象（社會經濟現象）本身還在持續演化，可能與既定測度方案產生新的矛盾，從而產生指標如何與現實動態匹配的問題。在已有規則執行過程中，博弈各方也可能遇到標準所忽視的問題，這就需要局部地創新。同時還伴隨著認知工具的改良，有助于發現問題和解決矛盾。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需要更新標準，標準更新的條件也不斷積累，于是博弈各方通過爭論，達成新的共識和妥協，完成一個輪次的標準修訂。

社會科學統計學的功能就在于由表及里，由里及表；由彼及此，由此及彼。如何結合國情落實國際統計標準，如何按照發展中國家出現的新情況來改進國際統計標準，如何按照數字經濟的發展來充實現有國際標準？這些都需要專門的方法論研究。這是一個長期過程，我們應該摒棄靜態固化的統計標準觀。

國際標準并非完美無缺

國際標準的權威性來自其本來應該具備的公平和正義、對各國的等效性，然而世界大同僅僅是一種理想，現實國際關系是各國間的競爭合作關系，不能誤以為國際標準完全秉持國際公平和正義。

第一，國際標準并非完美無缺，必定包含弱點、缺點甚至錯誤，即使部分專家確實秉持國際主義態度，其學識和經驗也有局限，他們很難切實知曉欠發達國家的社會現實。國際標準與制定者的偏好高度相關，往往對發展中國家較為不利。

第二，國際標準背后可能隱含制定者的利益，必定有與某些國家不相適應的地方。歐洲有學者指出國際經濟統計中的“四大偏誤”，國際標準“帶病運行”其實是常態。

第三，所有國際標準都是妥協的產物，對強者是固化既得利益，對弱者則是及時止損的博弈。國際標準還存在著理念對現實的妥協。

第四，世界上還存在由跨國公司和非政府組織（NGO）制定國際標準的現象。在實物生產中，做產品的與做品牌的地位不同，獲利不同。擴展來看，接受國際標準的國家與“做標準（規則）”的國家差距更大。軟實力包括很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做標準的實力，強國可以借力打力，通過維系國際標準，能夠達到維護本國利益的目的。

面對現代國勢研究的重大問題，照搬并迷信國際流行的指標，就等于放棄了話語權。那樣可能扭曲對國勢的判斷，容易誤導各種決策和政策的制定實施。例如：發達國家在環境資源責任上堅持總量而非人均的做法，于發達國家有利但不利于發展中國家。除了人均視角外，是否應該確立“多生產多排放”和“多消費多負責”的原則？

國際統計標準中應協調好一般性與特殊性的關系

從社會經濟統計的學理上看，統計社會功能的實現取決于其“相關性”，確定測度對象范圍、選擇測度因素都應該適于宏觀管理要求，其隱含前提即“國家立場”。然而統計方法的核心特征在于“比較”，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各國面臨著相悖的場景，即究竟如何確定統計的相關性，是更注重國際可比的一般性，還是注重與不同國家的決策相應的特殊性？

社會經濟統計的重心究竟如何確定？如果沒有統一標準，難以保證社會經濟統計的可比性，無法滿足國際交流的需要。但如果標準制定和執行過程過于刻板，社會經濟統計又難以服務于本國的特殊決策要求。這兩種要求往往矛盾，需要協調。

問題在于，國際標準的“共同制定”能否真正落實？究竟誰在發揮主導作用？即便發達國家在一定范圍內代表著先進技術和方法主流，但理念上仍然存在局限：他們往往只從其所處的高端經濟環境看全球性問題，往往以為其理念和認知放之四海而皆準，往往斷定其他國家只應按照他們設定的道路前行。

限于自身條件，發展中國家對國際準則很難完全落實，往往在現實約束與發展預期的張力間彷徨。國家間的差異多元，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只是其中一項。歷史階段差異、自然資源和環境差異、社會文化差異，對社會經濟統計的需求都可能不同。

對不同時間和空間的行為主體而言，相關性不同，統計難以硬性標準化，應該且需要作出更為靈活性的制度演化安排。“測度倡議（measurement initiative）”作為“全球公共品”，當然應該經過認真的國際對話，否則容易產生法國學者莫熱所指出的危險——“國際觀念貿易”中的“錯位誤讀”效應。只有各國將其社會經濟統計的特色實踐提升為新觀念，并補充到國際標準中，標準才是可行的，才是真正具有世界意義的。

一般性與特殊性相反相成，正是基于這種辯證關系，我們強調“中國參與”，而非僅僅執行標準。特色實踐需要理論指導，一般觀念需要特色實踐的驗證，從而體系化。學術體系是學科體系的內涵，而話語體系是學科體系外在功能的實現。如果放棄話語權，遑論話語體系的構建？經濟全球化使得國勢研究更為重要，因此，我們應該持續、系統、開放、深入地進行中國特色統計學問題研究，加快推動構建中國特色統計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