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宋元南北官話方言詞匯比較研究”負責人、河南理工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

在唐代，今天的北京地區屬于幽州，自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于契丹后脫離中原王朝統治，成為遼金兩代的戰略要地和語言文化交融中心，而北京官話正是在遼金少數民族語言和北方漢語接觸融合的基礎上發展而來。語言學家林燾云：“所謂元大都話，實際是遼金兩代居住在北京城區的漢族人民和契丹、女真等族經過幾百年密切交往逐漸形成的，到元建大都時已趨于成熟，成為現代北京話的源頭。”

民族融合伴隨著語言融合

早期北京官話興起于契丹語、女真語和北方漢語的融合。契丹族首領阿保機于唐室衰微中乘勢而起，稱帝建遼；女真自12世紀崛起于東北，相繼滅遼及北宋后建立金朝。遼金統治者在統一中國北方的過程中，經常發動大規模的民族遷徙，“把原來各自生活的漢、女真、契丹、奚等民族交叉遷到一塊雜居”，而這也加速了民族融合和語言融合。不過契丹、女真入主中原后，政治上雖處于統治地位，但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為改變這一事實，他們都注重吸收包括政治制度、儒家思想等在內的漢文化元素。為此，遼道宗下詔“頒五經傳疏”；金熙宗“得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后能賦詩染翰”；金世宗“令譯《五經》者，正欲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等。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遼金統治者還把通婚作為維護統治的一項政策，“齊民與屯田戶往往不睦，若令遞相婚姻，實國家長久安寧之計”。從此，“操不同語言的不同民族，通過婚姻結成一個小小群體，除了會導致所生后代的血統融合，不可避免地會導致語言的密切接觸甚至融合”。

民族雜居、通婚和遼金人們對漢語、漢文化的推崇學習，加上漢族發達經濟文化的后盾支撐，漢語的優勢地位得以凸顯。盡管在遼朝統治期內，契丹語并未融于漢語，但在金代前期已極為流行，在母語各異的北方民族中間被作為共同語。如1125年許亢宗為賀金太宗繼位受命使金的行程錄中就有記載：“第三十三程：自黃龍府六十里至托撤孛堇寨。府為契丹東寨。當契丹強盛時，虜獲異國人則遷徙雜處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鐵離、吐渾，東南有高麗、靺鞨，東有女真、室韋，東北有烏舍，西北有契丹、回紇、黨項，西南有奚，故此地雜諸國風俗。凡聚會處，諸國人語言不能相通曉，則各為漢語以證，方能辨之。”

金朝中后期，戰爭頻仍，加劇了民族融合的進程。入元以后，契丹、女真與漢人融為一體，“若女真、契丹生西北不通漢語者，同蒙古人；女真生長漢地，同漢人”（《元史·世祖紀》）。契丹、女真融于漢族，同歷史上匈奴、鮮卑、羯、氐、羌、滿等民族融合一起奠定了“多元一體”民族格局形成的基礎，而融合后的共同語就是“漢兒言語”，即今北京官話雛形，是一種以漢語語音成分、基本詞匯和語法構造為主體，有著阿爾泰語（契丹語、女真語都屬于阿爾泰語系）影響痕跡的漢語變體。

北京官話

對遼金“漢兒言語”的繼承性

以詞匯為例，由于記錄文獻的缺乏，遼代的“漢兒言語”尚不可詳考。反映金代“漢兒言語”面貌的當屬兩種諸宮調《劉知遠諸宮調》和《董解元西廂記》，《宋語言詞典》收錄兩種諸宮調始見于宋金的新詞新義602個，均為漢民族固有詞，被《漢語方言大詞典》收錄230個，其中標明“官話”并以金元北方官話文獻為例證的詞條85個（不包括標明“官話”而南北均用者和僅舉諸宮調例者），占全部收錄詞匯的36.96%，且部分詞語在今北京話中仍在沿用，如腌臜、挨靠、出挑（出跳）、瘋魔（風魔）、苦、劣角、生受、手腳、胎孩（臺孩）、一刬、一星星（兒）等。

詞義具有時代性和地域性，大部分詞已消失不用，少部分詞改變了原有籍貫，如“二四”今用于江蘇邳州、“慕古”今用于晉語、吳語和昆明話中，盡管“垂直”傳承下來的方言詞匯并不是很多，但從古今對應情況來看，多少能反映出今北京官話對遼金“漢兒言語”的繼承性。如“劣角”（乖劣，頑皮義），初見于《董解元西廂記》卷一：“秀才家那個不風魔，大抵這個酸丁忒劣角，風魔中占得個招討。”目力所及，宋金及其后文獻均未見，經察《漢語方言大詞典》《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匯集》等方言辭書，今主要使用在北京官話中，如“這個孩子真劣角，變著法兒淘氣”，可謂一脈相承。再如“挨靠”（依靠義），首見于《董解元西廂記》卷三：“小生客寄，沒個人挨靠。”管及所見，其后文獻兩例，即關漢卿《拜月亭》第二折：“您孩兒無挨靠，沒倚仗，深得他本人將傍。”鄧玉賓《粉蝶兒》：“金珠寶貝休挨靠，天符帝敕難逃。”關漢卿，大都人；鄧玉賓，籍貫不明。除去籍貫未明的鄧玉賓例，金元兩例均用于北京官話中，檢上述方言辭書及各地方言詞典，今亦主要見用于北京話中，為兒化的“挨靠”，即“挨靠兒”，用作名詞，指所倚靠的人或物，今北京話義顯系古大都話義的引申，傳承關系不言自明。當然，遼金漢兒言語在以“北方漢語為詞匯供給語”的同時，亦吸收部分少數民族詞匯，如見于宋金其他文獻中的“捎空”“歹”即是這方面的例證。

遼金“漢兒言語”融入阿爾泰語的一些特征。詞匯情況如前，語法方面，學界討論頗多，比較一致的觀點是遼金漢語中的SOV句型、比擬助詞“似”“也似”、第一人稱代詞復數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對立在一定程度上緣于阿爾泰語影響所生；語音上的特征學界鮮有論及，茲舉一例，“兒化”（“兒”不是一個獨立的音節，只是一個卷舌動作）是官話區普遍存在的一種重要語言現象。北京官話尤為典型，而這種語音現象最早見于遼金時期，如《董解元西廂記》卷六【黃鐘宮·出隊子·尾】：“馬兒登程，坐車兒歸舍；馬兒往西行，坐車兒往東拽：兩口兒一步兒離得遠如一步也！”例中“一步”和“一步兒”顯系同意，一個用“兒”，一個不用，在排除押韻等因素的前提下，這說明“兒”不再是一個獨立的音節，只是一個兒化音符號。

北京官語“兒化”

系番漢接觸的產物

通過考察“兒綴”的發展演變證實其是一種漢民族固有的通語現象，其中“兒”為后綴語素，自成音節，唐時讀“汝移切”，擬音為?ie。但是“兒綴”在遼金時期發展到“兒化”既有漢語語音的自身演變，又有外來的影響。

首先，“兒”音的演變。自唐迄宋，“兒”之讀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學者從聲母和韻母相互影響的辯證關系方面，同時參照宋代韻圖所標明的“等”的變化情況，就把兒音演變的問題和漢語i韻母發展為I（舌尖元音）韻母的問題聯系起來了。接著在重點討論宋金時期通俗文學作品尤其是《董解元西廂記》中的“兒綴”，并和相同或相近時期口語材料中的“兒綴”進行了詳細的比對研究后，得出“我們不敢說這一階段‘兒’的音質是ri（日）或者已經變成了er（兒），但我們可以斷言決不會停頓在‘nie’的階段是無問題的”結論，態度審慎，令人信服。

其次，外來的影響。有的學者利用遼金資料中的對音情況進一步證實遼金時“兒”的音值已是“er[?]”，如《遼史》中對譯“ger”為“狗兒”，“dargan”為“牒爾葛”，“dong el”為“東兒”等，將音節末輔音r、l對譯為“兒”系列字；《金史》中對譯“sigur”為“師古兒；石狗兒；赤狗兒”，“bar”為“八兒”，“cenl”為“陳兒”，“lul”為“六兒”，亦將音節末輔音r、l對譯為“兒”系列字；并詳細說明了阿爾泰語系中輔音音節r、l具備產生[?]的音理條件，以此“可以看到民族語對音漢語兒系列字的，只有r、l兩個輔音，可以斷定兒系列字的音值是[?]”。

“兒”音的發展演變，再加上外來語譯音影響的推波助瀾，“兒綴”在遼金時期發展成“兒化”是情理之中的事，這一番漢接觸產生的“兒化”又為北京官話肇端于遼金“漢兒言語”添一力證。

綜上，北京官話的形成緣于契丹、女真語和漢語的接觸交融。在番漢語言的融合中，漢族先進的經濟文化、加之漢語自身的特點及其使用人口的眾多等條件奠定了語言和文化融合過程中的競爭優勢。最終，在母語各異的北方民族中北京官話取代契丹、女真語而成為共同語。而融合后的共同語在以漢語構造元素為主體的同時，亦吸收一定的阿爾泰語成分，體現了漢語、漢文化兼容并包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