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蔡仲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科學實踐哲學與地方性知識》（項目批準號為：13AZD026），最終成果為同名論文集《重審劃界問題———科學實踐哲學視域中的偽科學》。課題組成員有：邢冬梅、劉鵬、韋敏、田靜、胡中俊、戴玉、張燕。

一 研究的目的、意義及所使用的方法

研究目的：在拉圖爾的“本體論對稱性原則”的視域中，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科學技術論”（ScienceandTechnologyStudies，簡稱STS）的“實踐轉向”中各流派進行邏輯重構，展現出一種“生成論”意義上的STS本體論，并從這種哲學去反思“地方性知識之困境”。

研究意義：傳統哲學對科學的解讀，是基于抽象的模式或理論，而不是科學賴以生成與演化的實踐或生活世界，從而導致一種錯誤的“科學”形象。當“本體論對稱性原則”把研究視角轉向科學實踐時，科學哲學走向了科學實踐，走向科學“得以起源的生活世界”。通過扎實的案例研究，追蹤與分析科學事實及其合理性是如何在物質—概念—社會共聚的時空中共舞而生成出來的，以及科學事實所帶來的自然—社會、客體—主體之間的共生、共存與共演的歷史，這就構成了科學實踐哲學研究的主線。

研究方法：一是STS的“跨學科”方法，二是文本解讀，三是史論結合。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從拉圖爾的“本體論對稱性原則”出發，在哲學的反思、社會學的經驗案例和科學史的材料相結合中，在邏輯上重構科學

實踐哲學的發展線索，綜合出“生成本體論”。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拉圖爾的“本體論對稱性原則”構成了STS本體論轉向的基本出發點。拉圖爾認為，實踐活動不會在人類因素與非人類因素之間進行嚴格的區分。因此，我們要在人類與非人類之間保持對稱性態度，以追蹤科學家的實驗活動。這就是拉圖爾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基石———“本體論對稱性原則”。拉圖爾之所以提出這一原則，主要原因在于：傳統哲學對科學的解讀，是基于抽象的模式，而不是科學賴以生成與演化的實踐或生活世界，由此產生出一種錯誤的“科學或數學”形象（懷特海），出現了文化意義上的“歐洲科學危機”（胡塞爾）。解決這種錯誤的正確途徑就是要恢復被主流科學哲學顛倒了的科學實踐、作品與哲學重構之間的關系，從“實踐”的角度去重審科學哲學的合理性問題。這就是當下科學哲學的“實踐轉向”的起因。基于這一原則，拉圖爾提出了自然—社會混合本體論，以消解拉卡托斯的“方法論不對稱性”與布魯爾的“方法論的對稱性”所帶來表象主義的兩難困境。拉圖爾把這一原則與人類學的微觀分析和實踐分析結合起來，并且將符號學之模態分析的方法納入進來，形成了其獨具特色的實驗室研究進路，這種研究進路的核心點就是科學（事實）之微觀（實驗室）的建構。

但行動者網絡理論的符號學特征使它重新陷入邏輯實證論與社會建構論的窠臼，背離了其初衷———追蹤實驗室中科學家與工程師的實踐活動。同時，行動者網絡理論放棄了科學的合理性，走向了相對主義。

隨后的批判性發展出現了：（1）皮克林不滿“本體論對稱性原則”的符號化特征，運用局部對稱性原則，分析了科學實驗中“沖撞的辯證法”，提出了實用主義的實在論；（2）林奇的常人方法論擴展了“本體論對稱性原則”中的人與儀器交織的具身性活動，從實驗過程的客觀邏輯的角度，開啟了重新理解科學合理性的新途徑；（3）哈金的歷史本體論強調“本體論對稱性原則”中主體的能動性，從人類在其長期歷史發展中所形成的六種思維風格（數學的、實驗的、假說的模型化、分類的、統計的和歷史—起源的思維風格），去探索科學事實的生成與演化歷史；（4）海爾斯的具身性后人類主義突出了人—機耦合中的主體這一方。當今高度發展的基因工程、克隆技術等極富想象力的高難度科技手段正在改變著人類，使人類成為“賽博體”，使我們進入后人類主義（Posthumanism）時代。當然，我們不能離開科學家的具身性活動去理解科學技術，更離不開具身性活動得以展開的實踐世界；（4）哈拉維的賽博技科學觀關注主流的技科學“忽視了誰？為誰？使誰受益？”的倫理問題。她提出了“負責任的科學”的兩個倫理維度，即認知的倫理與科技的倫理責任；（5）當拉圖爾的本體論對稱性原則為研究科學實踐提供了一個歷時性分析工具時，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擴展了對稱性原則中科學家實踐的體制安排，為科學實踐提供了一個共時性的規范結構。總之，這些理論目標都是讓主流科學哲學的抽象思辨回歸到科學家實踐的生活世界。

這種回歸產生出一種具有歷史感與時間性的實踐哲學———生成本體論。

本體論對稱性原則繪制出廣闊的人類—非人類的網絡，在其中實踐得以形成和定位，科學哲學返回科學實踐。其創新意義如下。

（1）當本體論對稱性原則把研究視角轉向科學實踐時，科學哲學走向了科學得以起源的“生活世界”。它認為事實之所以成為“科學”的，是因為它是在物質力量與人類力量之間的辯證共舞過程中生成的，在不可逆的時間中真實地涌現、生成或內爆出來，并在歷史中不斷演化著。與此相應，科學的合理性不是對先驗存在對象之表象性反映，而是在歷史與時間進程中生成的東西。

（2）科學普遍性是科學實踐的生成結果。科學的普遍性是實驗室的標準化、認知方式的標準化與體制安排的標準化、西方科學與非西方知識，聚集在全球化這一歷史機遇中生成的。因此，普遍性不是“方法論過濾”造成的既成事實，也不是所謂“西方霸權”的版圖，而是人類與物質世界在特定的全球化時空中機遇性相聚而造就的歷史與現狀。

（3）當本體論對稱性原則說人與物相互共舞時，并不是簡單地說某物和某人都參與了某一活動，而是指在這種參與過程中，各種因素共同構成了一個相互界定的過程，并且在這種相互界定中，彼此的內涵都發生了變化。也就是說，我們在改變世界的同時，世界也以同樣的方式重塑著我們，這是一個雙向的建構。主體與客體的界限、物質與符號的界限、意義與對象的界限等，所有這一切都只有在關系之中才能呈現出來，用梅洛-龐蒂的話說，這是一種“自我—他人—物”的體系的重構，一種經驗得以在科學“現象場”中的重構。

（4）這些重構的結果會使社會秩序產生對稱性變化。這樣，科學的認識

活動會產生真實的社會效果與倫理責任。因此，科學哲學不能僅僅把科學限制在純粹理性的范圍之內，它要求認識主體要對自身的預設、界限、權力、效果等方面進行反思。這種雙向建構決定了科學的認識論、本體論與倫理學相結合的可能性。作為實踐與文化的科學，它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總是與特定的權力交織在一起。因此，作為干預性實踐活動的科學，要對自然界的存在負責，要對與認知主體相關的他者負責，要對其社會結果負責。

（5）把倫理價值引入科學中，合理性問題并不會因此消失，因為合理性關聯著的是科學家的行動，而不是抽象的科學規則。由此，人們就會發現真理不僅是事實的問題，還是價值的問題，是事實與價值相結合的真理———“有意義的真理”（基徹爾）。如果要使價值因素有效地貫穿于科學研究之中，保證科學的正常運行，促進社會健康發展，我們就要把諸如客觀性之類的抽象范疇轉變為科學家行為的規范。這就是科學實踐哲學為合理性帶來的新認識。

（6）本體論對稱性原則帶給我們的歷史啟示是，人類與物質世界都不可能獨立承擔厚重的歷史。人類與物質世界在特定歷史中的情境性共舞造就了我們的歷史與現狀。這種相聚過程勾畫出了自然界凸顯的力量，建構出我們應對這些力量的科學與技術知識，同時也重塑了我們的社會。科學就是我們的科學，它通過時間、空間、物質與人類歷史軌跡相協調。

（7）從世界觀的角度來看，這里所說的生成、存在和演化，不是指純粹的機器或純粹的人類，而是指人類與非人類、自然與社會相互纏繞的共同生成、共同存在與共同演化。這就是本體論對稱性原則給我們帶來的哲學啟示———一種生成論意義上的世界觀。

（8）在全球化過程中，西方科學的傳播過程并非單向的西化過程，而是“西方與本土”、“中心與邊緣”在不平等意義上的相互沖撞、相互改變或相互共塑的過程。西方在改變各地方的同時，各地方也重塑了西方，真正意義上“全球性科學”正是這種相互共塑的生成結果。因此，現代化并不是一個目的論的或線性的敘事，現代科學只有在地方性知識傳統的活動與再現的歷史中才能得到釋放。

三 成果的價值

學術價值：在拉圖爾的“本體論對稱性原則”的視域中，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科學技術論”（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簡稱STS）的“實踐轉向”中各流派進行邏輯重構，展現出一種“生成論”意義上的STS本體論，從這種哲學去反思“地方性知識之困境”。

應用價值與社會影響：（1）在當下國際STS學術界，以拉圖爾的ANT為代表的生成本體論已經成為“案例分析”中最重要的方法論工具。通過對“地方性知識之困境”中所表現出來的某些熱點案例（如黃金大米事件、中西醫藥結合的困境）的分析，本研究成果展現了這種理論的方法論價值，希望能為國內相關研究提供國際學術前沿的方法論視野，促進我國的現代化建設、達到在國際學術舞臺上的批判性對話與交流，讓國際學術界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國豐富的歷史與現實案例。（2）為科學哲學、STS基礎理論研究及其學科建設、教材建設、課程建設和隊伍建設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資源和學術資源。

譯稿簡介：

《重審劃界問題———科學實踐哲學視域中的偽科學》

馬西莫·匹格留奇、馬騰·布德里 主編

自拉里·勞丹（LarryLaudan）1983年著名的論文《劃界問題的消亡》發表以后，科學哲學家就把劃界問題當作一個考慮不周的甚至是有害的偽問題，并將諸如“偽科學”的術語視為空洞的修辭、不成熟的誤導。從此，劃界問題就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

結果是，大量被科學家和哲學家視為偽科學的活動開始泛濫。一方面，大量的基金與智力資源被浪費在那些不可信的偽科學理論上，如創世論、順勢療法、精神分析學、占星術、HIV否定論，等等。另一方面，偽科學對人類社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當法庭審判中的證據包括占星術的性格分析或女巫的證詞時，就會造成大量的荒唐庭審；當創世論以智慧設計的新面孔向進化論發起挑戰時，偽科學對世界范圍內的公共教育造成了極大的破壞；順勢療法會把人們的健康甚至生命托付給沒有經過科學驗證的診斷或治療方式；偽科學導致了大量的精神損害，例如，神秘主義者與各式各樣的騙子宣稱他們可以讓人們與他們死去的親人交談；艾滋病的陰謀論，在

很多非洲國家，甚至是西方發達國家，都相當流行，結果是耽誤了大量的醫藥研究與治療手段，在世界范圍內奪走了無數人的生命；氣候變化的懷疑論者，在西方世界那些保守的政治圈內根深蒂固，有可能引發全球性的大災難；危險的邪教和教派，如科學教，基于偽科學的信仰體系，吸引了眾多的追隨者，并不斷肆虐于人們的生活之中。同時，科學上的造假與腐敗、意識形態上的偏見，是偽科學最要好的朋友，它們制造了對科學的懷疑氛圍，產生出對科學的認知權威的不信任環境，導致偽科學的泛濫。偽科學之所以會帶來如此大的麻煩，部分是因為公眾還無法理解真實的科學與偽裝的科學之間的差異。偽科學家之所以看似贏得了不少的追隨者，是因為它既模仿了科學，又質疑了學術權威，這兩者貌似特別符合很多人的口味。

與哲學家們缺乏興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般公眾，特別是科學教育者，需要直面偽科學理論與實踐的狂熱者，這些狂熱者不僅想竭力保持他們的社會地位，而且還試圖擴大其影響力。對科學教育來說，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為什么我們所要傳授的是天文學而非占星術？或為什么是進化生物學而非創世論？為什么是物理學而非自由—能源機或反引力裝置的偽物理學？或為什么是標準歷史學而非馮·丹尼肯（vonD?niken）的古代宇航員考古學？一句話，為什么我們應該傳授科學而不是偽科學？還有，生活在現代民主社會的人們是應該以科學知識，還是以非迷信或意識形態作為政治決策基礎？如果連科學哲學都放棄對科學本質的研究，那么我們又該如何將科學的本質介紹給學生———這恰恰是科學教育的核心主題之一。因此，如果劃界問題消亡了，那么那些試圖捍衛科學觀點免受偽科學和神秘主義侵擾的人，就會失去最強有力的思想批判的武器。

事實上，勞丹所指的“劃界問題的消亡”是指：如果我們想為科學尋求一組必要和充分的條件，得出一個有關“科學”的邏輯上充分且完備的劃界標準，苛求于一個永恒的、本質的形式化定義，這種研究任務肯定會失敗。勞丹是這樣嘲笑主流的科學哲學家的：大多數科學哲學家提出的“科學方法”，幾乎都不符合實踐中的科學家所采用的方法。因此，從科學實踐活動的角度去重審劃問題，就是本文集的基調。本文集呈現出哲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和專業懷疑論者之間，關于劃界主義的生動而富有建設性的討論。這種討論表明，偽科學之所以泛濫，是因為我們尚未完全把握到這一現象背后的認知、社會學和認識論根源。這也是為什么劃界問題，不僅是一個令哲學家及其他學者興奮的智力難題，更是一個將哲學與社會真正聯系在一起的事業。因此，在這一主題上，哲學家不僅有著學術上的訴求，更有倫理與社會上的職責。正是基于此，本文集收集了那些在科學與偽科學劃界問題研究中最著名且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的文章。本文集由二十四篇論文組成，分為六個主題，為偽科學這一龐大而復雜的現象提供了跨學科的研究，重啟并促進了科學哲學領域中關于劃界問題的討論。同時，這種討論至少真正地將哲學與人們的生活關聯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