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宋代筆記的文體自覺與新變研究”負責人、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南宋筆記由于受到時局學術思想、文人審美心理結構和筆記自身嬗變軌跡的綜合影響，呈現出書寫本心、展示心境的時代特質。

瑣雜內容與心性寄托

南宋筆記在回歸現實的創作中，剔除了六朝筆記的志怪特征與唐末筆記的史味特性，轉而關注世間萬物、人情百態、心靈感觸。誠如明人《五朝小說》序言中指出：“唯宋則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錄，即林下閑談，所述皆平生父兄師友相與談說，或履歷見聞，疑誤考證。故一語一笑，想見先輩風流。其事可補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闕。”筆記注重探賾幽微，可資談暇，內容極其瑣雜。

一方面，在筆記創作中，作者以理性的心理與實事求是的態度，對時局作了多方面的辨析，有意識地強化了對相關君國內容的記載和歷史人物的評價，多涉史實，示勸誡諷喻之義。如李瀚在洪邁的《容齋隨筆》序中稱：“可勸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廣見聞，可以證訛謬，可以祛疑貳，其于世教未嘗無所裨補。”四庫館臣稱郭允蹈《蜀鑒》言：“是書所述，皆戰守勝敗之跡，于軍事之得失，地形之險易，恒三致意。”盛杲《齊東野語·后序》曰：“故是書正以補史傳之缺，不溢美，不隱惡。國家之盛衰，人才之進退，斯文之興喪，議論之是非，種種可辨。闡幽微于既往，示懲勸于將來，其有裨于世教也。”

另一方面，南宋筆記又有著對內在心理平衡的自覺追求，顯現出強烈的理性精神和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個體生命關懷，寫作常常只是為了聊以自娛。如姚寬說：“余以生平父兄師友相與談說履歷見聞疑誤考證，積而漸富有足采者，因綴緝成編，目為《藂語》，不敢夸于多聞，聊以自怡而已。”（《西溪叢語》）筆記在追述往事時，淡化了對戰場廝殺、政壇變幻的關注，或悲嘆物是人非，如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來，避地江左，情緒牢落，漸入桑榆。暗想當年，節物風流，人情和美，但成悵恨。”或追念昔日的閑雅生活、軼事奇聞。

心性書寫與言說方式

南宋筆記注重表現主體的心靈、人生體驗與感受，寫照現實的方方面面，聚焦于朝廷政治的批判、社會風氣的導正、士人風骨的鞭策、人生真理的追求以及自我人格的修煉。從此意義上而言，筆記書寫“本心”并不意味著與社會意識、社會的普遍心理無關。誠然，文本所表達的個體化的思想情感、內心生活必然要“反映出他的社會階層和時代的精神生活的一般特征”。南宋筆記由對外部的反映朝向人的內部精神世界、向著主體自我的回歸與深化的創作，這在筆記史上是一種嶄新的人生體驗和心理感受。

客觀記載，務存始末。對于親身所經歷之事，作者多是客觀記載，不偏不倚，務存其始末。如趙子砥曾隨徽宗、欽宗二帝被俘，逃回后，敘述親聞之金事而作《燕云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贊其是：“皆據所見聞，與金史或同或異。惟其末稱金人必不可和，則其后驗如操券，可謂真得其虛實矣。”洪皓曾被長期囚禁于金國，據所經歷而作《松漠紀聞》，《總目》稱其是：“如敘太祖起兵本末，則《遼史·天祚紀》頗用其說。其‘熙州龍見’一條，《金史·五行志》亦全采之。蓋以其身在金廷，故所紀雖真膺相參，究非鑿空妄說者比也。”

考辨傳聞，力求核實。筆記中對一些正史所未涉及的傳聞，不人云亦云，而是多進行考辨，力求核其真實。如王明清《揮塵后錄》自跋云：“總一百七十條，無一事一字無所從來。”皆為耳聞目睹的真實內容，而“不愧實錄”之譽。劉昌詩《蘆浦筆記》“凡先儒之訓傳，歷代之故實，文字之訛舛，地理之遷變，皆得逆其源而循其流。茍未愜其心，則紆軫而勿敢釋。旁稽力探，偶究竟其仿佛，則忻幸亦足以樂。久懼遺忘，因并取疇昔所聞見者而筆之冊，凡百余事，萃為十卷”。

敘議結合，篇末垂誡。“前言往行，辨證發明以寓勸戒之意”是南宋筆記帶有普遍的情感傾向，常于議論中植入作者嚴峻的道德感。如《桯史》卷二“富翁五賊”條，主要記錄了東陽陳同父的鄰居富翁的言論，即：“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也。”僅以人物簡短的一句言語，便將人們的視線引向了致富必去“仁義禮智信”五賊的深刻的事理之中。再如《鶴林玉露》乙編卷五“斷絕”條：“吳請成于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于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決矣哉。故曰，懦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在簡明扼要地敘述歷史事件的過程中，直接得出“懦者事之賊”，“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的觀點，對當今的勸誡諷喻之意甚明。

對明清小品文的影響

南宋筆記記錄日常生活、表現世俗，書寫本心、明言“文以自娛”，但還只是以初步的形式存在。而當明清文人的創作進入“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的階段，文人作品中展現內在心性的傾向便越發自覺與明顯。紀昀在撰寫《閱微草堂筆記》時說道：“景薄桑榆，精神日減，無復著書之志；惟時作雜記，聊以消閑。”王納諫在《蘇長公小品》自序中，亦言：“余于文何得，曰：‘寐得之醒焉，倦得之舒焉，暇得之銷日焉。是其所得于文者，皆一餉之歡也，而非千秋之志也。’”明確認為小品文只是“案頭自娛”的“一種閑書”， 是有別于傳統的那些載道、言志的古文。

明清小品文作家不寫他們驚天動地的偉業和高尚人品，只是著力表現他們作為凡夫俗子的喜怒哀樂，在不經意中點染出平凡而普通的市井生活的真諦，與南宋筆記展現自我、呈現自我心境也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樵談》云：“核其詞氣，如出屠隆、陳繼儒一輩人口。”又評《東洲幾上語》《東洲枕上語》云：“詞多麗偶，明人小品濫觴于斯。”明清小品確是獨抒性靈，言情委婉凄惻，常有法外法、味外味、韻外韻。

南宋筆記敘寫作者最為熟悉的社會生活，表現最真實的情感，為筆記的創作開拓了最廣闊的領域。在書寫內涵上，充分展現了南宋時期士人獨特的精神面貌與情感心境，體現了鮮明的時代主題精神。在言說方式上，通過客觀記錄、考辨名物、敘議結合的方式以及微觀化的敘述角度曲折地表達對國家政治的關注，拓寬了筆記在表現內容上的寬度和廣度。在情智上，以表達人生智慧為核心，但已不是魏晉那種基于明理思辨的智慧，而是走向日常生活的掌故、意味濃郁的智慧，以風趣的言談，益人神智。它既是對六朝傳奇、志怪的一次反撥，又有別于唐人近乎實錄的史家筆記，以其獨特的歷史風貌，展現世俗、展現人生，成為后世筆記文體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