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白居易接受史研究”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作為有著世界影響的偉大作家，白居易在當時文壇地位就很高。這與他的早慧、出道較早，深受前輩提攜有關；與他精勵刻苦，善于團結同道有關；與他各體兼善，取材廣泛，作品數量為唐代之冠有關；與他年壽長、文學活動持續的時間久，且有意識妥藏多處有關；更與他追求通俗平易的風格，引領同道后學形成詩派有關。

以文獻徹查為接受史研究奠基

這樣一位偉大作家，值得擁有一部系統的接受史研究。一方面可以準確地定位其感召力，全面估量其影響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了解不同時代、不同審美情趣、鑒賞能力、期待視野、社會思潮及意識形態上的發展和變化。因為文獻資料過于豐富，給接受史研究帶來挑戰。如何迎接挑戰——從接受史視野重新理解呢？

答曰：圍繞白居易其人其詩、其文其學的獨特面貌，全面展示其影響的獨特軌跡。為此，從文獻入手，徹查現存典籍，業已出版《白居易資料新編》，全書676萬字，包括中晚唐至近代3300多家作者、8400多則評述材料，參考書籍3500余種。除詩話、筆記、詩文集、地志、碑刻、金石、史籍、年譜、家譜、日記而外，旁涉戲曲、傳奇、話本、彈詞、子弟書、章回小說，及釋道典籍、類書雜纂等各類記載，以對白居易生平思想及詩詞文賦等各類文學創作進行評述之文獻為主，也包括世系家族、行年事跡、版本源流、作品整理、真偽考辨、字義疏證、典故詮釋、本事考證、鑒賞品評、背景介紹、詩意疏解、詩旨闡發等。同代人與白居易之唱和酬贈，亦在輯錄之列。相關度較高的唐宋文獻從寬，元明清文獻則嚴收。

其體例特點：第一，謹依作者生年先后，以見時代早晚、承傳之序；第二，述而含作，加以按斷，對所輯文獻與史實違訛者加以駁正，與資料有關者加以辨析，對所輯文獻及作者加以說明，資料文字加以校勘，資料內容加以溯源。在此基礎上的白居易接受史研究，自信會在廣度和深度上有所突破。

影響涵蓋文學創作和人格范式

前賢有云，著書不如編書，推崇述而不作，其實也暗含一種價值判斷，即繼承高于出新。在大力提倡創新的今日，這種論調不免迂拙。然退一步講，就算是言必己出，畢竟難以詞詞語語皆君自造，出新終須來自推陳，何況“參考文獻”已成今之規范。眾所推尊之錢鍾書先生，代表作《談藝錄》《管錐編》即名為“錄”和“編”。這里絕非強調文獻整理重過理論分析，收集整理只是起步，科學的分析、綜合的研究才是最終目的；但沒有文獻支撐的理論，恰似光鮮流麗的廣告，讓人不免懸心。理想之境應如有源之水、有本之花。個人成長歷程中，少影響老，童年經歷影響青年、中年和老年；但從群體考量，則恰恰相反，老影響少，前影響后。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慨之深矣；日光之下，并無新事，更為斬絕，亦堪玩味。考察前人在白居易研究領域留下的足跡，會對今日研究提供參考和鏡鑒。

沒有接受史而僅有創作史的文學史，是不全面的。意義是綰合創作與接受的紐帶，傳播與影響則是扶翼。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前者指向現實，后者指向歷史，白居易的文藝思想，一如其創作，兼顧現實和歷史，盡管有出于漢儒的因素，卻并非只堅持復古。一系列重要問題，如文藝產生的根源、社會作用及理想形式等，白居易都本著批判現實的精神，提出許多前人不曾提不敢提的見解，不但為詩歌創作明確提出批判現實、批判政治的方向，而且也提供了詩歌批判現實的有力形式。當這一文藝思想主張，在強調文藝的政治功用時，不免有意忽略了藝術的審美特質，但這一弱點和缺陷，隨著他新的人生經歷和感悟，在后來逐步得到彌補和完善。白居易留給后世兩種不同取向的精神遺產，一種提醒我們，“浮榮及虛位，皆是身之賓”，另一種告訴我們，“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因此富含包容寬和的氣象。

白居易深遠巨大的影響，涵蓋文學創作、生存智慧兩大領域。晚唐批評家張為稱他是“廣大教化主”，可謂恰如其分。白詩在當時廣泛流傳于宮廷和民間，歌伎唱他的詩，寺廟、旅舍貼有他的詩，僧侶、官人、寡婦、少女讀他的詩，宮中妃嬪以誦得《長恨歌》而自負。寫有白詩的帛可以當錢用。荊州市民葛清文身，在身上刻滿白詩，稱白舍人行詩圖。四明人胡抱章作《擬白氏諷諫五十首》，行于東南；后孟蜀末楊士達亦撰五十篇，頗諷時事。晚唐五代的杜荀鶴等，宋代的蘇軾等，金元時期的元好問、王惲，明代的公安三袁等，清人唐英等，都深受白居易影響。劇作家取白居易敘事詩為題材編寫戲曲，如取自《長恨歌》的白樸《梧桐雨》、洪昇《長生殿》，取自《琵琶行》的馬致遠《青衫淚》及清代子弟書《琵琶行》等。

白居易的人格范式，同樣有著不愧為廣大教化主的巨大影響和當代價值。他前期主張為政治為人生的文學觀，是平民知識分子的代表；后期樂天知命，對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加以發揮和改造，成為后代知識分子重要的思想財富，人格范式滋養了后世文人的精神家園。宋人早有“李白為天才絕，白居易為人才絕”的說法。樂天型人格范式，上承陶淵明，下啟蘇東坡，是中國文人三大人格范式的重要一環。白居易曾自比“異世陶元亮”，其實陶淵明，晉代之白樂天也；蘇東坡，宋朝之白居易也。可以說，盛唐李杜之后，白居易樹起又一座唐詩豐碑，具有第三極的意義。在日月爭輝的李杜之外，步入中唐的白居易，更注目于大地人間，不僅兼納李杜之光，而且開出融風流于日常的新路。與“氣岸遙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后”的李白不同，白居易與晚年杜甫心境更為契合，注重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里，于細膩感受和冷靜觀察中，體味人生的滋味與境界，所謂“白傅風流造坦夷”。這位廣大教化之主，擅長放下官樣體段，以平實的筆調、樸質的面貌、詩人的襟懷，敘寫身邊眼中的平凡世界，顯示出獲取物質和精神雙重享受的生命姿態。從中外影響的廣度和深度來看，白居易已經成為獨具魅力的文化符號。

白居易接受史研究的雙重內涵

有鑒于此，白居易接受史研究的意義，就第一層含義而言，包含以白集文獻整理者為主體的白集編纂史，以歷代白居易詩文選本與評點為主體的選本沉浮史，還有以普通讀者為主體的接受效果史，以文學作品為主體的作品效仿史，以文學批評家為主體的作品評論史，以地域空間為主體的詩跡傳播史，以作家為主體的接受影響史，這七個方面大致涵蓋了白居易接受史研究的范圍，而意義即蘊于其中矣。梳理這七個問題，白居易的影響力也就不言自明矣。要而言之，從時間線索上展開的接受史研究，與從空間領域展開的詩跡研究加在一起，一縱一橫，則是未來研究需要拓展的兩個方向。

就第二層含義而言，白居易接受史研究的作用和價值，在于承繼傳統，啟迪當下，總結以往，開啟未來。詩歌史研究兼含創作史與接受史，與創作史不同，接受史更多與后世之建構相關，其吊詭之處在于，有時會將差別很大、難以同日而語者，例如年差七歲的元白、年差十二歲的李杜，在放大和放遠的詩歌史平臺加以并稱，建構起新的審美意義上的齊名同尊。同時，與歌唱家不同，文學家的價值往往不能立刻得到體現，需要等待超越空間的傳播，超越時間的考驗，超越偏見的評判，所謂“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白居易是幸運的，沒有等那么久。更難得的是，他擁有持續未斷、格外眾多的異代知音，他們接受其滋養，融會于自身修養和創作的同時，也不斷提升拓展了白居易的影響力。隨著漢語文化的傳播，漢學研究的拓展，隨著樂天的獨特魅力，白居易研究也走出東亞，擴及全球。萬古流云，唯經典常新；世界漸小，而詩道正寬。新舊更替，而今古相承，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今嬋娟是一輪，含蘊深厚的白居易接受史，具有豐富的當代價值和實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