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完善預防性法律制度，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促進社會和諧穩定。這為我們通過多種形式、多種渠道更好預防和化解民事糾紛、提升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指明了方向。

有民事活動，就會產生民事糾紛。隨著人類社會發展，民事活動日益活躍，民事糾紛也大量增加。解決民事糾紛的手段很多，司法訴訟是一種重要方式。不過，訴訟的社會成本較高。我國人口眾多，如果民事糾紛都以訴訟形式解決，對于當事人和司法機關而言就要承擔較高的糾紛解決成本。這不僅會制約司法效能的提升，也不利于及時修復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穩定。

預防性法律制度，主要是為防范各類矛盾糾紛發生而制定的一系列法律規范和制度。新時代“楓橋經驗”就是注重運用多種社會矛盾糾紛化解機制，將矛盾糾紛消弭在事前、化解在基層。我國的調解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預防性法律制度，被稱為矛盾糾紛化解的“東方經驗”。人民調解員植根基層、來自群眾，熟悉社情民意，有助于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訴求，預防社會矛盾升級。2010年，我國頒布人民調解法。調解制度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具有簡易性、靈活性、普遍性、自治性等優點。在實踐中不斷完善調解制度，可以更好發揮其預防民事糾紛升級、從源頭上化解社會矛盾的作用。

成功化解民事糾紛，需要尊重當事人的意愿，使過程和結果都體現社會公平正義。調解制度既能充分尊重當事人意愿，又能體現社會公平正義要求，在化解民事糾紛上具有獨特優勢。首先，當事人自愿參加糾紛調解，充分表達自己的意愿。在調解過程中貫徹公平公正公開原則，當事人地位平等，在程序上得到公平對待，意見和訴求得到充分溝通和協商。對于糾紛解決的結果，當事人自行考慮利害關系，如果最終自愿接受，說明當事人認為調解結果是公正的。進入新時代，社會利益關系更加復雜，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強烈，這就需要不斷健全完善調解制度，充分發揮其對于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特別是解決民事糾紛的重要作用。

建立和完善預防性法律制度，既要預防糾紛升級，也要預防糾紛發生。公證制度、法律顧問制度、公職律師制度、公司律師制度等法律制度在預防糾紛發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公證制度最主要的功能是提升證明力，經過公證的法律文書、法律行為和法律事實，其證明力一般情況下要高于其他證據。因此，通過公證固定證據、確定權利義務，對事先防范糾紛具有重要作用。比如，重大資產重組和并購公證、金融衍生品交易等的公證、知識產權保護公證、產權保護公證、家庭資產管理方面的公證等，對于避免出現相關爭議具有重要意義。法律顧問制度、公職律師制度、公司律師制度等，通過讓律師提供專業法律意見，增強相關決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可操作性，事先識別并排除各種法律風險，可以有效避免事后出現糾紛。在全面依法治國過程中，應找準制度建設的著力點，積極回應人民群眾新要求新期待，提升用法治手段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的能力，從而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 人民日報 》（ 2021年01月19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