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長安城明德門復原示意圖。

漢長安城遺址平面圖。

作者：劉慶柱，系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學術團隊項目“漢長安城未央宮出土骨簽的整理、綴合與再研究”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鄭州大學特聘教授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考古學界聚焦一些重大歷史課題，如開展“中國古代文明形成”的討論、相繼啟動“夏商周斷代工程”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在此基礎上，近年來，考古工作者進一步對“中華歷史文化基因”展開了探索與研究。

從考古發現與歷史研究來看，“中”與“中和”理念應為中華歷史文化基因的核心，本文擬對此作以考古學闡釋。

長期以來，在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中，對“中”“中和”的研究大多突出“和”而弱化“中”，更有甚者把“中”與“中和”解釋為“中庸”。事實上，考古發現顯示，“中”與“中和”理念有著十分久遠的歷史，其產生與“文明起源”“國家形成”“國家認同”密切相關，應屬于“政治文化”范疇。“中”“中和”的實質是“國家”的“政治認同”。“中”與“中和”理念的形成軌跡是由“中”發展為“中和”，“中和”就是“多元”之“和”于“一體”，“一體”就是“中”，“中”是“核心”，“中”與“中和”是中華五千多年不斷裂文明中的文化基因，是國家認同的核心思想。

從“求中”建都到“宅茲中國”：“中”的萌發與延續

中國先民對“中”的信仰與追求，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時代晚期。1987年，河南濮陽西水坡發現了一座距今6400年的墓葬，墓主人左右兩側分別放置了蚌殼堆塑的“龍”與“虎”圖像，足下有一個象征“北斗”的蚌塑三角形圖案，圖案東部與兩根東西向的人脛骨相連。有學者指出，這即古人測量“求中”方位的“槷表”或“圭表”。

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在山西襄汾陶寺城址（距今4300—1900年左右）相繼發現的兩座墓葬（M2200與ⅡM22），均出土了與“測中”有關的“槷表”遺物。目前學術界一般認為，襄汾陶寺城址是一處古代都城遺址，即可能是歷史文獻記載的“堯都平陽”。因此陶寺城址發現“測中”的“槷表”等遺物，應與“求中”之“建都”密切相關。上述二墓考古發現“槷表”說明，中華文化關于“中”的理念早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已經出現。

就目前而言，有關“求中”最早的出土文獻是戰國時代的清華簡《保訓》，其中提及“五帝時代”的虞舜“求中”于“鬲茅”，在今河南濮陽與山東菏澤一帶。《保訓》又載，商湯的六世祖上甲微為夏禹“追中”（即“求中”）于“河”。“河”即“河洛”，即現在所說的“大嵩山”地區（包括現在的鄭州市、洛陽市）。

20世紀50年代末以來，考古工作者在嵩山周圍發現了可能為夏代都城的登封王城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與偃師二里頭遺址。

繼夏之后，商代早期都城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均分布在“大嵩山”地區。安陽殷墟是商代中晚期都城遺址。考古發現了地處安陽殷墟北部的商代中期“洹北商城”與商代晚期的洹河南部“殷墟”。如果說商代中晚期都城從“大嵩山”地區“求中”而“回歸”于“河濟地區”，那么周武王滅商后，新王朝的都城又從“河濟地區”返回“大嵩山”地區。1963年，陜西寶雞發現的西周早期青銅器“何尊”銘文“宅茲中或（國）”則是“中國”于“天下之中”的物證。

自秦漢至唐宋，大一統王朝的都城基本在“大中原”的長安、洛陽與開封東西一線，繼承、發展了夏商以來的“擇中建都”原則。金朝徙都燕京，在金人看來“燕京乃天地之中”，因此當時統治者認為定都于燕京是“以應天之地之中”的政治舉措，這開啟了中古時代后期元朝與明、清兩朝定都北京之先河。故金朝在燕京的都城名為“中都”，此名又為其后“大元”王朝開啟者忽必烈所延續，至元四年（1267年）他“命秉忠（劉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至元八年改國號“大元”，都城“中都”才更名為“大都”。

從擇中建宮到“一門三道”，再至“一門五道”：“中”的“擴展”“強化”與“深化”

中國古代都城考古發現、研究揭示，“中”的理念不斷“擴展”“強化”與“深化”，都城從“擇中建都”到“擇中建宮”再到“擇中建殿”，都城城門、宮城宮門從“單門道”發展到“一門三道”“一門五道”，政治性建筑的“中門道”體現出“中”理念之“強化”與“深化”。

1.從“擇中建都”到“擇中建宮”“擇中建殿”

在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上，“擇中建宮”是繼“擇中建都”發展起來的。夏代晚期的偃師二里頭都邑遺址位于“天地之中”的“大嵩山”地區，可謂“擇中建都”，而二里頭都邑之中心區又是其“宮城”地區，這應該是“擇中建宮”的佐證。早期偃師商城的宮城在都城南部東西居中位置。洹北商城的宮城、戰國時代的魏國都城安邑城之宮城等基本都在其都城中央，鄭韓故城西城的宮城位于西城的東西居中。東漢洛陽城、魏晉與北朝洛陽城與唐長安城之宮城一般均在都城北部東西居中之地。北宋東京城的宮城則居外郭城的中央。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宮城一般在都城東西居中位置。宮城作為國家政治中樞，居于坐北朝南的都城東西居中位置，無疑是突出宮城的“中”之核心政治地位。這是宮城作為國家政治中樞的核心地位之體現。

在宮城內“擇中建殿”，實際上是“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時代”與“封邦建國時代”都城布局的重大政治區別，這也是國家從以血緣政治與地緣政治結合的“二元政治”發展為以地緣政治為主、血緣政治為輔的多民族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一元政治”的物證。通過“大朝正殿”于宮城居中之空間安排，體現了中央集權多民族統一國家的至高無上。考古發現的這類大朝正殿居于宮城中央或東西居中的有：漢長安城未央宮之“前殿”、北魏洛陽城宮城之“太極殿”、唐長安城宮城之太極殿與大明宮之含元殿、隋唐洛陽城宮城之乾元殿、北宋東京城宮城之大慶殿、元大都宮城之大明殿、明清北京城宮城的奉天殿與太和殿等。

2.都城城門、宮門從“單門道”發展為“一門三道”與“一門五道”

從目前已經發現的古代都城城門與宮城宮門遺址來看，夏商周時代的都城及其宮城城門一般為“單門道”，如偃師商城、東周秦雍城、臨淄齊故城、曲阜魯國故城、中山國靈壽城、閻良秦漢櫟陽城等，均為“單門道”。

從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來看，都城外郭城的四面城墻十二城門均為“一門三道”的“定制”，從漢長安城一直延續至明清北京城。

目前考古發現宮城正門“一門三道”最早的是北魏洛陽城宮門——“閶闔門”遺址，此規制一直延續至明清北京城故宮午門。

進入中古時期至明清北京城，部分朝代的都城與皇城、宮城之正門出現了“一門五道”的形制，如唐長安城外郭城“明德門”、大明宮“丹鳳門”、北宋東京城皇城宣德門、金中都宮城應天門、元大都宮城崇天門、明清北京城皇城“天安門”。

關于城門“一門三道”各個門道的使用或功能，古代有的學者認為“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車從中央”之說與考古發現是不一致的。漢長安城直城門遺址考古發現，城門兩邊的門道保存有清晰的車轍遺跡，是行人通行的門道，但是中門道則為“草泥”地面，沒有發現車轍遺跡。因為“中道”實際上是國家最高統治者象征性使用的“馳道”“御道”。都城與宮城城門、宮門的“一門三道”與“一門五道”的“中門道”，是至高無上地位的“國家”象征符號。

都城城門、宮門由“一門三道”發展為“一門五道”，不只是門道數量多少的問題，而是通過“奇數”的由少到多，“奇數”的“中位”更為“突出”，而“中”則更為凸顯。這猶如上古時代禮制之從三、五、七、九之不同等級的“用鼎制度”。

“左祖右社”與都城“中軸線”的形成

《周禮·考工記》載，“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這被認為是自周代開始中國古代都城主體布局的“金科玉律”。然而考古發現，按照“左祖右社”規制營建的都城，以西漢晚期的漢長安城（遺址）為最早，目前尚無中國古代都城“左祖右社”始于周代的確切證據。先秦時期，都城宮城之內“右宮左廟”并列，如二里頭宮城遺址、偃師商城的宮城遺址、東周時期的秦雍城遺址等均屬此類情況。進入大一統中央集權王朝時代以后，“宮廟”布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出現了只有宮殿（大朝正殿）在宮城之中，而“宗廟”則安排在宮城甚或都城之外的情況。如文獻記載的秦咸陽城，其“宮廟”安排在城外的“渭南”或故都“雍城”；考古發現，西漢大朝正殿——“前殿”在未央宮中央，宗廟則不在未央宮，文獻記載西漢早期的漢高祖高廟、漢惠帝廟均在未央宮之外，而漢文帝的顧成廟則被安置在都城之外。西漢晚期宗廟與“社稷”遺址，在漢長安城之南，北對未央宮前殿，形成目前所見最早的都城“左祖右社”規制。這一規制為漢魏洛陽城、唐長安城、宋開封城（東京城）、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古代都城所繼承。上述諸都城的大朝正殿均在宮城中央，宗廟與社稷均安排在宮城之外，形成以“大朝正殿”為中心的“左祖右社”的都城布局，從而進一步突出了以“大朝正殿”為代表的“中央政府”在國家的“縮影”——都城的“中”之“政治定位”，以“中”為核心的國家“大一統”理念，由都城布局形制彰顯、固化并世代傳承。

都城規制的“中和”理念與國家認同

從目前考古發現資料來看，漢長安城是中國古代都城、宮城形成四面營建城門、宮門規制的最早都城。都城與宮城的“四門”，象征國家的東西南北“四方”。“四門”相對都城之內的宮城及大朝正殿的“居中”而言，形成二者的“中和”，這種“空間”的“中和”理念，既體現了“中”對“四方”的“公允”“公正”“不偏不倚”，又強化了“四方”對“中”的“政治認同”“國家認同”。“中和”理念是以“中”為核心的“國家認同”的深化。上述都城規制兩千多年來基本延續不變，體現了國家認同感與凝聚力，維系了中華五千多年文明的綿延不絕。

如果說“四門”所代表的“四方”是“多元”，那么都城、宮城、大朝正殿則是“一體”。它們是國家之“中”的集中體現，使“四方”的“多元”“和”于國家的“一體”，“多元”歸宿于“一體”成為中華文化基因、優秀歷史文化傳統與政治信念，構成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核心文化。

中國古代都城考古發現與研究揭示出的“中”之理念，也見于中華歷史文化的早期文獻記載。如《荀子·大略》：“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呂氏春秋·審分覽·慎勢》：“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中”與“和”密切相關，二者并稱合用，最早出現在《禮記·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司馬光認為，“中和者，大則天地、中則帝王、細則昆蟲草木，皆不可須臾離者也”。

在中華文明五千多年歷史發展中，古代都城及宮城布局形制所蘊含的“中和”理念被中華大地的各個民族所認同。考古發現與古代文獻記載均佐證這一歷史。鮮卑民族從大興安嶺南下，經內蒙古盛樂、晉北大同（平城）建立北魏王朝，最終徙都“天地之中”洛陽，繼承漢長安城、漢魏洛陽城布局形制，營建北魏洛陽城，使都城的“中”與“中和”理念更為深化，開創了中國古代都城的“三城制”，完善了都城“中軸線”，弘揚了先秦、漢魏都城的宮門門闕形制。考古發現的北魏洛陽城宮城正門——閶闔門遺址布局形制對后代產生深遠影響。北方女真族、蒙古族、滿族等民族依次建立的金朝、元朝、清朝，承襲了幾千年形成的“中”與“中和”理念，深化了國家認同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