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地域學派視野下方成珪考據學研究”負責人、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地域學術文化是國家文化在時空上的具體體現，同時也是地區社會發展的催化劑，是提升地區人文建設水平的重要著力點。重視并厘清地域學術文化遺產，將豐富我們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整體性認識，促進文化多樣性的傳承與保護。

中國文化的地緣特性

地域學術的產生與其所處地區的自然人文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任何時代都不存在一種全國共同的文化”，“中國文化有地區性，不能不問地區籠統地談中國文化”。歷史上，兼有地域學術文化意義的學派，大多與所在地域社會文化環境有著重要關系。從戰國稷下學派到三國荊州學派、南北朝山東學派；從宋代濂、洛、關、閩與湖湘、浙東學派到明清桐城、常州、揚州學派等，每一地域學術均反映出其獨特的地緣文化。如宋室南遷后，中國文化中心伴隨社會經濟發展而轉移。明清之學術，朝廷雖宗理學，學者卻重樸學。地處東南的浙江，作為重要的造船中心和貿易出口，頻繁的商業活動與文化交流造就了明清中國文化重鎮。自明代起，逐漸形成以實事求是、經世致用為特色的地域文化，孕育并涌現了金華學派、永嘉學派、瑞安學派等一批重事功的地域學派。

受地域學術文化的影響，明清浙江的地域學派，治學理路呈現出嚴謹審慎、求實求真之樸學共性，同時又有通經致用、中西結合之特色，保持了道德與事功的和諧統一。其中，求實求真是他們的治學核心，主要表現在以黃宗羲、仇兆鰲、全祖望、方成珪、孫衣言、孫詒讓等為代表的學者以事實本源為依據，從文字訓詁入手考經，打破畛畦之見，唯是而從；主張摒棄空談，用實證說話；提倡有價值的學術批評，反對不切實際的妄斷等，這些或多或少都具有調和時代學風之意識。面對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學派后期代表陳黻宸、陳虬、宋恕等學者沖破乾嘉考據之藩籬，主動接受并學習西方理論與文化，是學派治學中較有價值的一面。在各類學派林立的當時，浙江地域學派能穩健發展，且不過分偏執并能為其他學派所接受，其原因也在于此。

地域學術乃文化遺產

學術史家在考察地域學派現象時，常強調地域自然人文環境的影響，并將學風與地域文化關聯起來。如明清之際史學家黃宗羲的《明儒學案》按地域將明儒劃分為河東學派、三原學派、泰州學派等。近代學者章太炎、梁啟超、劉師培等則直接將地域因素引入學術史論述，并認為“環境對當時此地之支配力，其偉大乃不可思議”。誠然，地域學派不完全等同以地理空間為限，還需考慮學說主旨、治學方法、成就影響等共性特征。如宋明浙東學派和清代瑞安學派代表并不全是籍貫為浙東或瑞安的學者，而是活躍于該地域的學者。如瑞安學派從方成珪開創瑞安考據學到孫詒讓、黃紹箕將考據學發揚光大，從陳黻宸通經致用到陳虬、宋恕融通中西，他們均以瑞安為學術活動中心，形成了有相近治學旨趣、學術思想與方法的地區學術文化共同體。

在有形的地域范圍內，地域學者又因家學淵源、姻親關系、師友交流等與同代學者交織成一張無形的地域學術網。溯源史上諸多地域學派，都可從中找到學者間無形的學術關系。“孔、墨之后，儒分為八，墨分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韓非子·顯學》）如明末以來的浙江地域學派擅于考據，但并非溺古而不通今。他們繼承了南宋永嘉學派薛季宣、陳傅良、葉適和清初黃宗羲、黃百家、全祖望等重事功之傳統，提倡通經致用。學派代表孫希旦集畢生精力考據“三禮”之學，完成了百萬字的《禮記集解》。孫希旦對《禮記》的重視，并非純粹的究古興趣，而是通經致用之現實需要。還有孫衣言亦推崇永嘉事功之學。孫詒讓承父志，發揚永嘉經世致用之傳統，代表作《周禮正義》《墨子間詁》中均有濃厚的治世濟民之意。這些成果是重要的地域文化遺產。

地域研究須重視地域學派

地域學派為地區文化的較高層次，預示著該地區文化精神生活積淀的高度。在家學傳代、婚姻門族、師徒傳承的社會認同里，地域學派的形成、發展、高峰和消失過程，呈現了一定時期地區文化發展概況，是地區學術文化發展的活化石。抽繹稷下、荊州、山東與濂、洛、關、閩及湖湘、浙東、桐城、揚州、常州等學派衍生、傳承與發展，可清晰了解地域文化發展之軌跡。

從地域學派視角觀照中國學術文化史，或能更準確地把握不同文化單元學術變遷的獨特性與文化創造的多元性，進而深層次地理解“中國學術每一單獨存在的學術家派與學問宗尚之特質”。如偏安浙東的瑞安縣，自宋以來，學人蔚起。北宋皇佑年間，瑞安林介夫創辦塘岙書塾，專研《春秋》，教授生徒，開創了南宋永嘉學派，被尊稱為“世宗師”，與王開祖、丁昌期合稱“溫州皇佑三先生”。南宋后，永嘉鄭伯熊、鄭伯謙、薛季宣、薛叔似、王楠、戴溪，平陽王自中，樂清錢文子和瑞安陳傅良、葉適、蔡幼學、曹叔遠、曹豳等十多位學者繼續將永嘉事功之學發揚光大。入清，瑞安學術取得蓬勃發展，涌現出以孫希旦、方成珪、孫衣言、孫鏘鳴、孫詒讓、陳黻宸、黃紹箕、陳懷、宋恕等為代表的瑞安學派，他們繼承并發揚了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之學和以陳亮、呂祖謙、章學誠為代表的浙東之學。這些地域學者的出現與地域專門學術的產生，清晰地呈現了自宋以來浙東學術文化發展之脈絡。

地域發展須發揮學人優勢

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影響地域學派的發展與壯大。張舜徽先生《清代揚州學記》認為，清代揚州地理位置優越，交通發達，商業繁榮，這些都反映到了思想界。汪中、焦循、阮元等地域學者通過討論切磋，學術研究風氣展開了，“揚州學派所以能極一時之盛，不是偶然的”。如三國荊州地區形成的經學流派，宋明寧紹、臺溫、金麗衢地區形成的經史學派，他們的發展與壯大，同樣得益于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同時，地域學派文化又反作用于地區發展。如“溫州模式”的形成和發展，與其地域學派文化有十分緊密的聯系。同樣也因地域的關系，在此成長起來的學者大多重視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建設。如明清以來的仇兆鰲、孫希旦、孫鏘鳴、孫衣言、黃體芳、黃紹箕、黃紹第和陳黻宸等地域學者，他們先后中進士，積極參與政事，為興國安邦出謀劃策。

地域學術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具有中華文化的一般特征，同時也有獨特的地緣內涵。當一代學術發展成熟時，有必要對學術發展趨勢、學者群體關系、姻親家族門戶和治學思想、方法及成就等加以梳理與總結。從地緣視角考察地域學術文化，是可行且有效的。不同地域學術文化共同構筑中國學術話語高地，進而影響一個時代的學術文化走向。

不同時代的同一地域或同一時代的不同地域，受地域自然人文環境之影響，產生了擁有共同學說主旨、鮮明治學觀點和方法的地域學派。梳理、考證、分析與總結地域學派發展脈絡，有助于挖掘地域文化價值與內涵，深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重要性的認識，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激發中華傳統文化的生機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