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支建剛，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晉冀豫交界地帶晉語兒化的類型及其演變研究”負責人、天津師范大學國際教育交流學院副教授

歷史比較法是研究語言和方言歷史演變的重要方法。如果從18世紀下半葉算起，歷史比較法在語言學上的應用已有200多年。20世紀初，中國學者引入此法，使其在漢語通語和方言歷史研究方面發揮作用。從研究視域來看，該方法既可運用于宏觀尺度的上古漢語構擬，又可運用于中觀尺度的中古《切韻》《廣韻》音系的探討，還可運用于微觀尺度的近現代方音歷史演化對比，具有廣闊的應用空間。

百年方音演變研究將成為大勢所趨

明清以降，隨著來華傳教士的增多，出現了很多雙語字詞典和方言詞典，例如19世紀的《上海方言詞匯集》《寧波方言字語匯解》《西蜀方言》《英粵詞典》《客英詞典》等。1910年，瑞典漢學家高本漢開啟了現代漢語方言調查的大幕。為完成《中國音韻學研究》，他調查或審核了24種漢語方言。1927年，趙元任和助教楊時逢調查了吳語33個方言點，由此寫成了《現代吳語的研究》，被譽為“現代漢語方言學真正興起的標志”。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學者們陸續調查了關中、湖南、湖北、云南、四川等地方言，以這些材料為基礎相繼出版了《關中方音調查報告》《湖北方言調查報告》《湖南方言調查報告》《云南方言調查報告》和《四川方言調查報告》等。這些成果為今日語言學界積累了百年左右的大量方言語料，目前已漸成關注和研究熱點。可以想象，未來一二十年，運用歷史比較法進行百年左右的方音演變研究將會成為一大趨勢。在這股研究潮流下，我們將會明確感受到微觀視域中歷史比較法的科學意義和精確價值。

百年方音演變研究首在語料性質考辨

宏觀和中觀尺度的漢語演變研究，其目標在于搭建語言演變的宏觀脈絡和主體框架。客觀講，不少研究結論是以一些零散的、模糊的甚至偶然的材料為基礎的，對材料性質沒有或無法準確把握。但是，微觀視域中百年左右的方音演變研究不應止步于此。百年前，法國語言學家梅耶就曾指出：“要使歷史語言學得到進步……必須經常使觀察更加精密。”現在，我們面對百年左右的大量語料時，尤其應該注意“新的精密的研究之必要性”。歷史比較法越精密，其研究結果才能越科學。具體來說，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前人所說地點與今人調查地點是否完全一致？比如，110年前高本漢調查過豫北懷慶方言，但是我們發現高氏記錄的知莊章、日母等字的讀音有可疑之處。就知莊章組字的聲母而言，自范照藜1799年編纂的《鄉音正誤》，到張天堡《湖泊方言研究》所說的80多年前的老方言，再到張啟煥等《河南方言研究》所載半世紀前的讀音，直至我們2011年調查的沁陽城區方音，記錄的都是知莊章合一讀作舌尖前音聲母，唯獨高本漢1911年的記音為知二莊讀舌尖前音聲母、知三章讀舌尖后音聲母。顯然，在200多年間發生這種反復的變化，沒有足夠的時間，也找不到相應的條件。結合馬悅然《我的老師高本漢：一位學者的肖像》所記時間線和我們多個方言點的調查來看，高本漢有可能是在洛陽找了一個沁陽人進行的調查，這個沁陽人不是來自當時的沁陽城區而是某鄉鎮。這種情況不易被發現，需要深入研究后才能鑒別出來。

第二，前人記錄的材料是否是其親身實地調查的結果？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中記錄了溫州、揚州、漢口、蘭州、四川方言的很多字音，但實際上他沒有實地調查過。比如蘭州，馬悅然在《我的老師高本漢：一位學者的肖像》中說：“很可能是借助他在太原時雇用的幫手調查的”；再如四川，馬悅然在《另一種鄉愁》中明確說過：“高本漢沒有去過四川。我大學畢業，得到了一項美國獎學金之后，高本漢一定要我到四川去調查方言。”高本漢調查和搜集了大量的漢語方言材料，其目的在于利用這些材料解釋《廣韻》反切所反映的中古音類，給這些音類構擬和填補音值。在當時的情況下，借用他人的材料或找他人代為調查，以完成構擬和解釋中古音系這個中觀尺度的音韻學研究，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這些二手材料出自誰人之手？到底來自城區還是鄉鎮？今天的方言學者在探討百年來的方音變化時，需要秉持更為審慎、更為精確的態度。

第三，如何看待前人異地調查的新派方言材料？自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開始，漢語方言調查建立起了比較規范的模式，相關調查信息的記錄也日趨全面，但依然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在異地找年輕人進行調查，駐扎在某個高中或大學，遠比去不同發音人的出生地要方便高效。但其弊端也很明顯，比如：在異地找發音人時可選對象有限，缺少全面了解各種差異的條件；年輕人的文白異讀保留較少，容易遺漏白讀層的部分聲韻調，造成音系不完整；年輕人身處異地，易受外界影響，有些語言現象是臨時借用，有些則是不知不覺的變異，而這些對于異地調查者而言則無從分辨；等等。《現代吳語的研究》大部分調查的是青年學生，在33個方言點中有15個是異地調查的，例如諸暨、金華等。當時的調查者受時代所限，但今天的研究者應對此持有更清醒慎重的研究態度。

從調查方法的發展看語料性質問題

方言材料的性質與調查觀念的轉變和調查規范的形成有著密切關系。首先，調查觀念的轉變是隨著調查的深入而逐步實現的。歷史比較法產生之前，很多語言學愛好者常常托人搜集語料。例如，俄國伽德鄰女皇為編纂《全球語言的比較詞匯》，曾托美國總統華盛頓把詞表寄給各地的將軍，為其搜集美洲的語言和方言材料。19世紀下半葉，歐洲語言學家多采用通信問卷的方式進行調查。進入20世紀，美國語言學家開創了親身實地調查的風氣，但異地調查依然廣被采用。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就是兩種方式并行的產物。再往后，隨著專業調查的精細化，才固定為實地調查的規范做法。其次，調查規范的形成需要很長時間的摸索和積累。現代漢語方言的調查，要求全面記錄被調查人的各項信息，包括姓名、年齡、籍貫（省縣鄉村）、職業、教育程度、幼年語言環境、成長經歷等。但是百年前，傳教士的方言詞典、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等往往只提到某地，具體是何鄉何鎮無從考察，發音人信息更是幾無體現。基于這種材料的百年歷史演變研究，就可能出現一些無法精確對比的問題，存在一些無法解釋的現象。1928年《現代吳語的研究》的出版，對方言調查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但該書對發音人的年齡尚無明確要求，后來《云南方言調查報告》對此有所改進，認為：“年齡長一點的人……反而能保持他們的純粹的本鄉語言”。對于文獻材料存在可疑的情況，既要從學術發展史的角度來加以看待，對前人不求全責備；也要采取必要的方式方法辨析材料的性質，彌補和修訂文獻的不足。

百年方音演變研究可資參考的范式

百年方音演變研究，于“古”首在全面考辨百年前的語料性質，于今重在全面細密地調查語料，而后再利用歷史比較法進行具體的音變分析。目前，“方言調查基建工作”已初步完成，未來調查和研究的方向勢必趨向精密化。這時候，講求廣泛密集布點的地理語言學式的調查就有了用武之地，因為“精密”是它的一個重要基因，這與微觀視域中歷史比較法精密、精確、精細的價值追求非常契合。面對百年前語料性質可疑的情況時，可以采取歷史比較法與地理語言學相結合的方式進行調查研究，采用“1個縣城+多個鄉鎮村”的設點方式，將百年前后的比較研究放在“（古）點+（今）面”的維度進行，這比“點對點”的對比更嚴謹、全面、科學。總之，微觀視域觀察音變的微觀過程，而解釋微觀過程需要精密的田野調查。如此，才能構建出準確權威的百年方音發展脈絡，進而為建設具有漢語特色和新時代特征的歷史比較理論貢獻中國智慧，為繁榮中國學術、推動社會主義語言文化事業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