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徐倬編《御定全唐詩錄》 資料圖片

作者：田峰，系天水師范學院文學與文化傳播學院副教授

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中不僅關注邊疆地區作為“自在的空間”在地理、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獨特性，而且通過邊疆內部的運行機制探討邊疆與中原的關系，從而提出了“從邊疆發現中國”的觀點。這種思路是富有啟發意義的，正因為邊疆的存在，中原才是有意義的。文學也是如此，就唐詩而言，以“邊緣”形式存在的西域與嶺南，對唐代詩歌藝術有了極大的推進。沿著這一思路，我們對唐代文學進行重新認識，從“異域”角度看唐代詩歌的新變，是一個新的視角，是對以往從詩歌內部研究唐詩的有益補充，有助于深化對唐代文學的認識。

唐詩發生的地理空間主要有三：一是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核心文化圈”，二是主要包括巴蜀、荊湘以及吳越等的“次文化圈”，三是以西域和嶺南為主要區域的“邊疆文化圈”。初盛唐詩歌的演進，除了詩歌自身發展的規律外，外部的因素是推動詩歌發展新變的關鍵，地域因素排在首位，尤其“異域”（即邊疆文化圈）因素對詩歌的沖擊值得注意。初唐詩壇的創作主要集中在中心地帶，以奉和、應制、酬唱、贈答等詩歌為主，較南朝文學發展變化不大。“異域”進入初唐詩壇，詩歌在悄然發生變化。唐代典型的“異域”，一是西域，一是嶺南，有關西域的書寫以邊塞詩為代表，有關嶺南的書寫以貶謫詩為代表。初唐時期長安聚集了最杰出的詩人，他們以宮廷為中心創作了大量優秀的詩歌。這些詩歌在形式與技巧方面已經達到了很高水平，但是題材狹窄，視野有限，并不能代表唐代詩歌的最高水平。《滄浪詩話》：“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嚴羽是從題材角度對唐詩進行的整體評價，但若從“異域”文化的角度看，征戍題材的詩歌寫得最好的是有關西域的邊塞詩，遷謫題材的詩歌寫得最好的是貶謫嶺南的詩歌。另外，貶謫行旅詩、貶謫離別詩中，其中有關嶺南的因為距離遙遠和情感體驗最為強烈，因而富有沖擊力；征戍行旅詩、出塞離別詩中有關西域的則將戰爭的氛圍與疆域的拓展結合在一起，呈現出新的特點。可以說，嚴羽所說的唐人好詩，皆與西域與嶺南關系緊密，這兩個地域的詩歌在初盛唐詩壇振聾發聵，使詩歌境界大開。

西域與嶺南的詩歌形成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書寫模式，前者承征戍文學而來，疆土開拓與個人建功立業的夢想交織在一起，形成了盛唐邊塞詩雄渾壯闊的特點。宋代之前，中原向外發展主要在西北方向，因而從《山海經》《穆天子傳》等典籍開始，想象的西域世界與現實的西域交相輝映，已形成了昆侖、流沙等重要意象。隨著漢代對西域的開拓，游仙詩與樂府舊體中逐漸有了西域意象。唐之前，西域意象在詩歌領域極為有限，不具有典型性，但唐在承襲前代的基礎上，使樓蘭、交河、輪臺、北庭等典型的西域意象有了新變，對邊塞詩境界的開拓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李白：“愿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王昌齡：“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高適：“馬蹄經月窟，劍術指樓蘭，地出北庭盡，城臨西海寒。”皆呈現出博大雄厚的氣勢，與盛唐精神一致。同時也凝結成了一些新的西域意象，天山便是其中之一。如王維：“疊鼓遙翻瀚海波，鳴笳亂動天山月。”李白：“明月出天山，蒼茫云海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岑參：“看君走馬去，直上天山云。”這些詩歌中的天山襯托出了一種疆域遼闊、雄壯蒼茫的意境。唐代詩人中只有來濟、駱賓王、岑參、張宣明、蕭沼等為數不多的詩人去過西域，除了岑參留下大量有關西域的邊塞詩作外，其他詩人所存有關西域的邊塞詩極為有限。岑參前后兩次到達西域，對西域世界的感知最為具體、深入，他的邊塞詩之奇，在整個唐代無出其右。《唐音癸簽》認為其詩“尚巧主景”。這種“主景”自然涉及他的邊塞詩。他的邊塞詩與高適、王昌齡、王維等絕不相同，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對西域的書寫。其他邊塞詩人所寫多為朔風、蓬草、胡馬等最常見的物象，但岑參的詩歌進一步具體化，如《火山云歌送別》《經火山》《磧中作》《日沒賀延磧作》等詩都落到實處，將邊塞詩之“異”更為直觀地呈現于讀者眼前，具有“陌生化”的效果；荒涼廣袤的雪山大漠與開疆拓土的熱情也形成了一種反差審美，造就了“雄瑰”的詩境。如寫火山：“赤焰燒虜云，炎氛蒸塞空。”寫熱海：“蒸沙爍石燃虜云，沸浪炎波煎漢月。”寫銀山磧西館：“銀山峽口風似箭，鐵門關西月如練。”皆給人以“奇偉”之感。正因為對西域的書寫，岑參的邊塞詩氣象聲色兼備，為古今邊塞詩第一人。

與西域相比，嶺南完全呈現出相反的情景，因為是貶謫，“荒蠻”的景象與個體人生的低潮糾結在一起，詩歌具有低回宛轉的特點，情感真摯而深沉。初唐以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為代表開啟了嶺南詩歌的新紀元，這些詩歌情景交融，對打破沉寂的初唐詩壇功不可沒，如宋之問《度大庾嶺》其一：“度嶺方辭國，停軺一望家。魂隨南翥鳥，淚盡北枝花。山雨初含霽，江云欲變霞。但令歸有日，不敢恨長沙。”這是一首成熟的五律，首聯寫離別中原時的躊躇，頷聯魂、淚相對，南翥鳥與北枝花相對，形成了強烈的情感反差，頸聯看似寫景實為寫情，尾聯直抒胸臆。這首詩“氣格聲色兼備”（許學夷《詩源辨體》），在初唐詩壇別有風味。這樣的貶謫行旅詩如杜審言的《旅寓安南》，沈佺期的《入鬼門關》《初達[~符號~]州》《度安海入龍編》，宋之問的《早發韶州》《早發大庾嶺》《鬼門關》《發滕州》等，都有較高的藝術水準。詩中作者常將嶺南看作是“魑魅”之鄉，情感指向絕域、極邊；從空間看，形成了“中心”與“邊緣”二者之間的對立，陌生的空間對作者來說是極大的不幸，但是對詩歌來說又是極大的幸事。北斗對南風、北斗對南荒，江北對嶺南、南溟對北戶、北極對南溟，京華對邊地，不僅有南北空間的對立，而且也有新的物象如桄榔、薜荔、盧橘、楊梅、含沙、女草、鰲、鯨、蛟螭、瘴癘入詩，一方面使詩歌“陌生化”，引起了讀者的興趣，另一方面這些物象成為新的詩歌意象，恰是對初唐詩壇以長安、洛陽為核心的“中心”書寫的回應。這些詩歌在情感上不再是無病呻吟，而是句句落到實處，擲地有聲。這種空間的對立，對對仗精工的律句的形成無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們翻檢杜審言、宋之問、沈佺期等人在嶺南的詩歌創作，最直觀的印象便是狀物寫景愈加精工，近似排律的詩歌逐漸增多。這些貶謫嶺南的詩人，情感絕望，對新事物多懷鄙夷之情，但是有意無意中也使嶺南發展成為獨立的審美對象，對此后的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初唐以后貶謫嶺南的文人大量增加，已然成為一種重要的文學文化現象，如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牛僧孺、李德裕、李紳等，宋代文人如姚鉉、寇準、蘇軾、蘇轍、黃庭堅、范祖禹、秦觀等都曾貶謫嶺南，而且多數文人都有大量詩作傳世，中唐以后對嶺南的審美也由排斥到逐漸接受，形成了獨特的地域審美文化。

王昌齡認為詩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唐代詩歌中關于西域與嶺南的書寫既有不同的物境，也有不同的情境，物與情合，最終創造了不同的意境，因而唐代關于西域與嶺南的書寫在內容、藝術形式、境界等方面都對唐詩的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西域代表疆域的拓展，嶺南則代表荒蠻之地，皆為“異域”，亢奮與落寞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感體驗遙相呼應，兩個地域都與政治前途密切相連，皆處“邊緣”，卻無形中觀照“中心”，二者之間形成了一種緊張關系，是互相塑造的共生體。這種書寫對唐代文學乃至后世的文學都產生了持續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