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泰巖，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原校長

【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

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確定的我國2035年遠景目標中，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是唯一一個相對比較明確的數量化發展指標，科學認識這一發展目標的內涵和要求，對于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表明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

1987年召開的黨的十三大提出的我國經濟發展三步走戰略，其中第三步目標是到21世紀中葉——即2050年前后——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2017年召開的黨的十九大綜合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我國發展條件，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到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實現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時間點，從2050年提前到了2035年，表明我國經濟未來仍具有強大發展動力，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需求拉動仍會持續強勁。首先，我國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消費總量上，2019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已相當于美國的95.67%，而我國的GDP總量只有美國的60%多，這表明我國超大市場規模將對經濟發展提供持續有力支撐；在消費結構上，我國已進入消費結構升級的加速期，具有超大規模的市場新需求，可以有效帶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和新舊動能轉換；在消費趨勢上，隨著我國經濟穩步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和居民收入持續穩定增長，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持續擴大，根據麥肯錫的調查，到2022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將達6.3億人，接近美國總人口的兩倍。其次，我國正處于新型工業化加速期。戰略性新興產業規模占比仍然偏低，關鍵核心技術需要加快自立自強；傳統產業改造升級任務艱巨，品種豐富度、品質滿意度和品牌認可度仍有相當大的提升空間。這都將引致大規模的投資需求。最后，我國正處于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形成期。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沿邊、沿江、沿海全面開放格局已基本成型，為對外貿易的穩定持續發展形成強大支撐；隨著自貿區建設、“走出去”戰略的持續實施，我國已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供給推動將持續優化。一是要素投入質量不斷提高。技術創新方面，在全球創新指數排行中，2019年我國上升到第14位，是前20位中唯一一個中等收入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出現明顯回升勢頭；數字化轉型方面，我國數字經濟保持較快增長，占GDP比重由2005年的14.2%提升至2019年的36.2%。二是經濟結構持續優化。在產業結構上，戰略性新興產業對經濟增長推動力持續增強，新舊動能轉換將取得根本性進展；在區域結構上，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和長江經濟帶等加快集聚發展，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區域經濟增長極；在城鄉結構上，我國仍處于城鎮化加速期，隨著大中城市的快速發展和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城鎮化紅利將加速釋放。三是制度紅利持續釋放。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已經定型，隨著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逐步完善健全，基本經濟制度的巨大優勢將更有效地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形成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

體現更加公平的目標導向

十九屆五中全會在提出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同時，緊接著提出了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的要求。這體現了我國2035年人均GDP發展目標更加公平的目標導向。

顯著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黨中央強調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要求進一步完善工資增長機制，強調增加中低收入群體要素收入和財產收入，為中低收入群體創造更加公平的競爭機會，分享改革開放的紅利，這些要求和部署能夠使更多的人公平進入中等收入群體，有助于進一步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

顯著縮小收入差距。黨中央強調堅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并針對廣大人民群眾最為關心的收入差距擴大問題，通過高質量發展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顯著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黨中央提出在工作上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最大限度縮小收入差距，要求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我們的奮斗目標，要根據到2035年顯著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發展目標進行對標對表，如期完成更加公平的發展目標。

建立更加公平的分配制度。一是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強調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既要注重機會公平，通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打破行業、區域、城鄉壁壘，實現生產要素自由流動，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使人民共享發展機會；也要注重分配公平，通過完善工資制度和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各類生產要素由市場決定報酬的機制，使人民共享發展紅利。二是完善二次分配制度。提出二次分配更要注重公平，既要通過完善現代稅收制度、優化稅制結構、深化稅收征管制度改革等增強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和精準性，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也要通過深化社保、轉移支付等體制機制改革增強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擴大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來源。三是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十九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三次分配是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既要通過建立健全相關制度體系，發展慈善事業和社會公益事業，也要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形成扶弱濟貧、熱愛社會公益的道德風尚。

彰顯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的時代要求

實踐證明，只有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才能如期實現2035年人均GDP發展目標。為此，在實際工作中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作出努力。

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一是加大傳統產業改造，堅定不移建設制造強國。提高我國高技術制造業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保持第二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處在與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水平上；運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推進傳統產業的數字化改造，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提高經濟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二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占領產業競爭制高點。不斷提高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使其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動能；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加快建設科技強國。三是發展現代服務業，構建新支柱產業。不斷提高文化、健康、體育、旅游、養老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使其成長為支撐經濟增長的新支柱產業；深入實施“放管服”改革和服務業對外開放，吸引國內外企業加大對服務業的高質量投資，推進服務業現代化。

統籌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一方面，以發展求安全，確保國家經濟安全。優先發展農村經濟，推進農業現代化，確保糧食安全；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推進金融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確保金融安全；深化教育科技體制機制改革，推進科技自立自強，確保產業安全可控；實施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推進綠色發展，確保生態安全。另一方面，以安全保發展，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加強國家安全能力建設，防范和化解影響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各種風險；加強經濟安全風險預警，推進風險防范體系建設，確保經濟發展安全可控。此外，構建發展與安全良性互動機制，實現更為安全的高質量發展。把安全發展貫穿國家發展各領域和全過程，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建設，確保發展與安全在制度體系上協調一致；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發展，確保發展與安全在動能上協調一致。

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一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暢通國內大循環。推進制造業品質革命，解決供給與需求的嚴重錯位；推進服務業現代化，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服務需求；推進創新驅動，以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二是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促進國際循環。適應國內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推進貿易創新發展；適應國內產業結構升級，推進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推進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引領經濟全球化。三是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推動雙循環相互促進。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深化產權和要素市場改革，擴大國內消費投資規模和質量；推進與世界各國多種形式的深度合作，擴大國際循環規模和層次；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推進供給結構更加適應需求結構，擴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大市場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