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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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美國政治學主要是研究“好制度”，那么西方經濟學則主要是研究“好政策”。“好制度”就是社會中心主義的“去國家化”的現代化研究和民主化研究，“好政策”就是以私有化、自由化為主線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由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場所組成的“黃金組合”被擴大為“自由民主—自由市場—治理社會化”的“金三角”。然而，這個“金三角”卻成為讓發展中國家無法脫身的“百慕大三角區”。

在西方國家發展進程中，即使有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場的組合，也是一種結果而非過程

“發展學”是二戰后國際社會科學的一個熱門領域，但總結下來，如果說美國政治學主要是研究“好制度”，那么西方經濟學則主要是研究“好政策”。“好制度”就是社會中心主義的“去國家化”的現代化研究和民主化研究，認為只要有一個公民社會，現代化和民主化就是順理成章的事。30多年來，“好政策”就是以私有化、自由化為主線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認為一旦實現了自由市場，經濟發展就指日可待。這樣，國際社會科學“主流”所推廣的就是自由民主與自由市場，這也是西方發展學的方案。

然而，這一“黃金組合”從來沒有在西方國家自身發展中同時實施過。西方國家民主化歷程漫長而漸進，其間政治沖突不斷。自由市場的經濟政策更是特定國家特定時期的經濟學。亞當·斯密經濟學誕生后的大半個世紀，英國一直奉行重商主義，直到1846年廢除象征著重商主義的《谷物法》。但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實施半個世紀，就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即自由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因此，在西方國家發展進程中，即使有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場的組合，也是一種結果而非過程。比如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所謂的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場的組合。要知道，自由民主早就嵌入憲政結構中，被各種保護私有產權的制度和法律死死套牢；自由市場更是凱恩斯主義框架下的放松管制而已，國家主義早已是自由市場的深層邏輯。從過程角度看，西方至多是單向性的政策，比如自由市場或者自由民主，而且在實施過程中都曾招致一個又一個大災難。因此，無論是發展經濟學還是發展政治學，最終都沒有將發展中國家發展起來。

在這個背景下，由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場所組成的“黃金組合”被擴大為“自由民主—自由市場—治理社會化”的“金三角”。然而，這個“金三角”卻成為讓發展中國家無法脫身的“百慕大三角區”。道理在于，經歷殖民地歷史而被碎片化的發展中國家，首要的挑戰是如何組織起來，在國家組織不敵社會的前提下，“金三角”無疑進一步強化了固有的社會結構，舊社會結構貼上所謂自由民主、治理等新標簽，但“舊社會”依然故我。

基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自由主義民主政治學的治理理論悲劇，再次驗證了40年前亨廷頓的洞見：“美國人從未為創造一個政府而擔憂。這一歷史經驗的差距特別使他們看不到在處于現代化之中的國家里奠定有效權威方面的問題。當一個美國人在考慮政府建設問題時，他的思路不是如何去創造權威和集中權力，而是如何去限制權威和分散權力。如果要他設計一個政府，他馬上會想到要制定一部成文憲法，想到還要有權利法案、三權分立、制約和平衡、聯邦制、定期選舉、黨派競爭——一整套限制政府的絕妙手段。信奉洛克哲學的美國人骨子里便抱有如此強烈的反政府傾向，以至于將政府本身和對政府的限制混為一談。怎樣去設計一個有最大權力和權威的政治體系，美國人沒有現成的答案。”

發展中國家如何組織起來，即如何解決“組織性”問題，并不是西方主流社會科學所能勝任的

基于當時很多非西方國家因實行美式現代化方案而導致的政治衰敗，亨廷頓認為，傳統的基于代議制理論而演繹的合法性理論需要得到更新。也就是說，選舉授權帶來的不是所謂的合法性政治，而是政治失序，而能夠提供秩序的自主性權力本身就是合法性政治的來源。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針對當時西方國家的利益集團政治泛濫導致的政治危機，亨廷頓和羅馬俱樂部的同事一道，提出統治能力問題。此后，亨廷頓的學生米格代爾基于對非洲國家的研究，提出解決“強社會”的應對之道——國家能力問題，一種將意志變為公共政策的能力。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學的“國家觀”絕不是美國政治學、更不是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思維方式。

自主性國家、統治能力和國家能力，其實都是如何實現有序政治秩序這一人類難題。接下來的問題是，很多國家并非無序，國家擁有相對自主性，政府擁有統治能力或者國家能力，比如非洲的埃塞俄比亞，但為什么國家依然得不到有效發展，為什么不能擺脫貧困而走向健康的經濟增長？這就不能不追問國家治理能力或者說發展能力問題。

發展中國家如何組織起來，即如何解決“組織性”問題，并不是西方主流社會科學所能勝任的。這需要引進中國思想和中國經驗。就治理的思想淵源而言，中國自先秦時期就有了發達的政治經濟學，如管仲的《輕重篇》，因此民本思想下的“致治”之道特別值得研究。就中國經驗而言，中國也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經歷過碎片化，即孫中山先生所說的“一盤散沙”。但是，中國共產黨把中國重新組織起來，并對象征著不平等的土地制度進行了革命性改造，因此才有后來的平等化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建設。如何維持組織性，比如把權力關系組織起來的民主集中制、旨在提升政策執行力的以黨校為核心的干部培訓系統、具有產業鏈意義的工業園區制度，都是極為豐富的中國經驗。

應對碎片化社會的“組織性”方案就是中國思想、中國經驗最重要的關鍵詞

相對于西方社會科學以“分權”“自治”為核心的治理理論或者說發展理論，應對碎片化社會的“組織性”方案就是中國思想、中國社會科學和中國經驗最重要的關鍵詞。在西方發展過程中，英國和美國依靠商業組織解決組織性問題，如1977年哈佛大學管理學家錢德勒的《看得見的手》，講的是以大型公司組織為主體的市場經濟的組織化問題，這套經驗被總結為社會中心主義社會科學脈絡；法國、德國、日本等靠的是官僚機器組織國家，這套經驗形成為社會科學上的國家中心主義；俄國、中國等則是靠政黨來重新組織國家，這套經驗可稱為政黨中心主義。

無論什么“主義”，都是力圖解決如何組織國家的問題。但是，西方以經濟學和政治學為主的社會科學，提供的治理方案卻是“去國家化”進而“去組織化”，而組織性正是現代性政治的最根本特征，去組織化的治理必然是無效治理，所謂的“自發秩序”事實上是一種返祖理論——一種前現代社會的狀態。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和理論很難學習、更不能移植，但是同樣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的經驗與思想，與其他發展中國家自然有更多的相近性乃至親緣性，因此“中國方案”也有更多可資借鑒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