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敏，系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南史》《北史》為初唐史家李延壽所修前朝正史。它們綜合已往史書材料，書寫了南北朝行人入南入北的經(jīng)歷，多角度反映了南北文化文學的碰撞交流過程，暗含了文學發(fā)展的推動力。史家在書寫中展現(xiàn)出初唐文學發(fā)展的基本趨勢。

兩部史書書寫的南北互聘更多表現(xiàn)為展示才華、宣揚聲威，文學的價值獲得肯定。書中所記南北互聘包含兩個方面：一是確實承擔了具體的外交任務。如北周外交家杜杲曾經(jīng)奉命出使南陳，送歸在梁為人質(zhì)的陳安成王頊，與陳建立了良好關系。后在華皎投周，雙方關系緊張、東南騷動之時，他再次入陳，與徐陵展開激辯，勸陳宣帝保境息人，緩和了雙方的緊張局勢，得到陳宣帝的敬識。二是展示才華、宣揚聲威。正如黃寶實在《中國歷代行人考》一書中所認為的，此時行人之使命較少有直接的政治軍事上的目標，展示才華的情況占互聘的大多數(shù)。如北魏孝文帝的寵臣李彪，曾先后六次奉命出使齊，顯示了很高的個人才華，深受齊主蕭賾的器重，“遂親至瑯琊城，登山臨水，命群臣賦詩以送別”（《北史·李彪傳》）。《北史·李諧傳》同《魏書·李諧傳》相比，一方面在篇幅、文字表達上更為精簡，另一方面又加入了魏、梁之間的頻繁交往。雖然刪去了《述身賦》全文，刪去了對李諧出使之辯的具體記載，但是李延壽增加了頗具畫面感的材料：梁武帝蕭衍聽聞東魏使臣李諧之才，親自會見。完畢，他目送李諧離開，對左右臣子感嘆道：“朕今日遇勍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充分表現(xiàn)了對李諧文才的喜愛與肯定。

兩部史書在書寫南北互聘時，突出使者與接待者之間進行交流的主要形式為辭辯。李延壽多次完整細致地保留雙方的辭辯過程亦反映出他對辭章機變的認同，對南北文學交流的認同。從辭辯的主體看，主客雙方能代表各自的政權坐下來交流本身是需要博學有才辯的，如劉繪、王融均是因為有才辯而擔任主客郎，負責接待使臣的任務。蕭琛因為機智地引《詩經(jīng)》作答而使得李彪接受勸酒。付縡奉命出使北方，接待者為薛道衡。他賦詩五十韻，薛道衡和之，一時傳為南北美談，充分展示了二人的文才。再結合《南史》本傳，可見付縡“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余萬言。長好學，能屬文”，且“為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沉思者亦無以加，甚為后主所重”。可以說，文采風流正是他能夠活躍在互聘舞臺上的重要條件。《北史·李諧傳》甚至在書寫南北交融盛況的時候暗暗說明了東魏與蕭梁之間交往的原則：南北通好，務以當世之俊才承擔交流之責。凡此種種，一方面說明了那個時代對辭辯之才的重視，另一方面亦可看出李延壽對辭辯主體文學素養(yǎng)的關注。

從辭辯的內(nèi)容來看，兩史所記有直接反映文學創(chuàng)作交流的。《南史·王融傳》比較完整地保留了《南齊書》中王融奉命接待北魏使臣房景高和宋弁的一段。房景高得知主客郎為王融，馬上提出想一覽他所作《曲水詩序》，原因是《曲水詩序》文名遠播，在北魏就被傳勝過顏延年的同題作品。王融欣然展示其作。后日，宋弁經(jīng)過仔細閱讀后才于瑤池堂發(fā)表感慨說：“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一方面可見宋弁對《曲水詩序》的評價之高，另一方面亦見宋弁、王融、房景高對作品的尊重和喜愛。此外，兩史所記辭辯往往多有文采，多引詩句而論。王融在宋弁盛贊下的自謙之語“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慚鄙制，無以遠匹相如”就頗見辭句之工。《南史·蕭琛傳》所寫蕭琛勸酒之辭就引用了《小雅·大田》的詩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北史·李彪傳》記齊主親自接見李彪，雙方以阮籍詩歌對答表達心境。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精彩的辭辯在事后經(jīng)過潤色加工變成了具有文學意義的作品。《南史·劉繪傳》明確記載接待使臣結束后會撰寫語辭，亦提到潤色問題。《南齊書·王融傳》將《甘露頌》及《銀甕啟》《三日詩序》《接虜使語辭》并列，說明《接虜使語辭》應該是書面整理的文字材料，而《隋書·經(jīng)籍志》中著錄的《梁魏周齊陳皇朝聘使雜啟》九卷也與南北互聘的辭辯相關。在辭辯過程中，雙方繼承春秋賦詩言志的傳統(tǒng)，發(fā)揚禮樂精神，雖各為其主、逞才使氣，但也氣氛融洽、互相激賞，促進了文學的發(fā)展。

兩部史書對南北互聘主體的書寫相較前史具有更強的綜合性，與初唐文學發(fā)展的總體趨勢相合。作為初唐所修的重要史書，《南史》《北史》在書寫中重申了魏征在《隋書·文學傳序》中樹立的合南北之長、文質(zhì)彬彬的文學理想。它們不避重復地將文學地域性與文質(zhì)相對應，循著回歸文學傳統(tǒng)、注入時代新聲的路子，強化了初唐文學文化的整合特性。李彪這一互融主體在《魏書》與《北史》中均有專傳。二書對李彪生平經(jīng)歷的書寫基本一致，史臣的評價也大體相同，主要區(qū)別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魏書·李彪傳》非常完整詳盡地記錄了孝文帝時李彪所上封事七條表和宣武帝登基后上表，而《北史·李彪傳》對此進行了節(jié)選，在語言表達上更為精練，符合初唐時期文質(zhì)并重的總體追求；二是宣武帝即位后，《魏書》記“彪自托于王肅，又與邢巒詩書往來，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肅等許為左右”，《北史》則更為完整地記錄了李彪的交往圈子——除了《魏書》所記的邢巒之外，還有“清勤在公，夙夜匪懈”的政治家郭祚，有被孝文帝稱為“今日之文宗”并和李彪編過魏史的學者崔光，有“石經(jīng)”之譽“經(jīng)學精洽”的儒師劉芳，有得到三朝器重、“頗學經(jīng)史，稱有刀筆”的甄琛等。李延壽根據(jù)已有材料進行整合，盡力“還原”了李彪文才形成的文化背景，體現(xiàn)了史家的博大眼光，呈現(xiàn)了初唐文化整合的氣質(zhì)。

綜上，初唐史家李延壽在《南史》《北史》中書寫南北互聘史實時，通過抄錄、刪減、增加等方式，曲折表達了初唐時期的文學理想，顯示出南北文學文化的交流碰撞是文學發(fā)展的重要推動力，體現(xiàn)了初唐文化整合的時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