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承，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所謂“樂詩之教”，指的是儒家以歌辭演唱、音樂伴奏、舞蹈搬演等文藝方式來推行公共教化，以實現其社會倫理與政治意圖的一種教育形式。其政治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教化功能。在“樂”與“詩”有機融合的和諧氛圍里，通過耳目器官的聞見感知，來進行心靈反思以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進而達到感化他人與教化社會的效果。孟子曾說：“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孟子·盡心下》）從教化角度來看，所謂“仁言”，就是一種將某種道理告之于人的理性說教；所謂“仁聲”，則相當于通過一種人們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將某種道理演繹出來，讓人在感官感知的基礎上去體認這種道理。如果說“仁言”是對有著深厚理性教養的人來說的，那么“仁聲”則可能是對一般大眾而言，能更好地幫助人們在藝術的熏陶下接受教化。這是因為“樂教”具有非常有效的社會教化功能：“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樂也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禮記·樂記》）“樂”與“詩”有機融合的樂詩之教形式，不像“刑”與“禮”那樣刻板剛性，而是具有優美柔順的基本特質。故其宣暢和平，涵泳德性，最為民眾喜聞樂見，使人精神愉悅：“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歡欣而說也。”（《呂氏春秋·大樂篇》）足見“樂詩”能夠給人帶來精神氣質上的變化。關于“樂教”的基本功能，陸賈《新語·道基篇》說：“禮義不行，綱紀不立，后世衰廢；于是后圣乃定五經，明六藝……乃調之以管弦絲竹之音，設鐘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司馬遷《史記·樂書》說：“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按照漢儒的看法，樂詩之教可以作為國家治理手段的重要內容之一，用來“助流政教”，以最為簡便的方法，實現“變民風、化民俗”的政治目的。為什么“樂詩”能達到教化的效果？儒家認為，“樂詩”能夠“治心”，也就是“樂詩”能激發道德心，而道德心是一切社會良好秩序的前提。這是因為：“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禮記·樂記》）足見“樂詩”由心生，是人心的符號性外化，表征著人心的情感與意志。而“樂詩”一旦呈現出來以后，又可以作為一種外在手段，強化人們原初的情感與意志，或者是將制樂和作詩者的情感與意志推而廣之，為更多的人接受，從而引導和改變更多人的情感與意志。如是，“樂詩”也就成為提高自我修養、強化自我教育、提升自我成就的重要手段，也就是儒家所強調的君子要“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篇》）。

其次，樂詩之教與王道的推行關聯在一起。儒家認為，霸道是憑借武力或暴力等強制力量來推行其政治目的，而王道則是通過征服人們的內在心靈來實現其政治目的。故在推行王道的過程中，類似于“樂詩”之類平和人心的懷柔之術是不可或缺的。當然，樂詩之教要與禮、刑、政等手段相互配合，以便在奉行王道的過程中達到剛柔并濟的社會功效。就社會治理來說，禮、刑、政等手段都是一種剛性規范，通過規訓和懲罰達到治理效果。而“樂詩”則不然，它是一種柔性手段，是通過藝術感化促進人們對于某種價值觀念的認同。“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禮記·樂記》）這也就是說，禮、樂、刑、政在治理國家的問題上，在效果上百慮一致、殊途同歸，“樂詩”是一個軟手段，以“優美”方式來達到天下大治這一“崇高”目的。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樂詩”不僅是藝術生活，更是政治生活，是當時國家經常運用的一種政治治理手段。作為一種治理手段，“樂詩”可以作為禮、政、刑等剛性手段的潤滑劑，用柔性手段來維護良好的社會秩序：“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部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禮記·樂記》）故“樂詩”以柔性來教化政治，自然可以與禮、政、刑等治理手段一起來實現王道，并能以相對和美與絕對和平的方式來消除社會的暴戾風氣，以實現無暴力、無怨怒的王道政治。

最后，“樂詩”還是政治評價的一種載體。儒家在觀察和評價現實政治時，往往把樂舞的審美判斷引申為政治判斷。儒家認為，音樂與政治相通，可以作為判斷為政得失的一項指標，即所謂“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禮記·樂記》）。《詩經》里的詩歌，不僅“雅詩”與“頌詩”里有很多詩篇直接與政治相聯系，就連“風詩”里也有很多詩篇與各類政治事件密切相關，或者可以從政治視角予以解讀。如人們解說《魏風·碩鼠》詩旨時，往往會從批判社會階層差異與分化、向往理想的樂土這樣一種政治角度予以闡釋。故法國學者葛蘭言在《古代中國的節慶與歌謠》中指出：“《國風》歌謠本身就與歷史事件聯系在一起，用來說明道德哲學的準則和政治學的準則。”《詩經》的樂詩演奏，既可以說明當時的政治歷史事件，也可以通過這些事件的闡述，從中演繹出對政治與道德的看法。關于“審樂知政”，春秋后期吳公子季札赴魯觀樂時，從魯國人為其演唱與表演的《詩經》不同歌詩內容和樂舞形式之中，發現了政治與德性的差異并進行了藝術評價后，逐一引申到政治人物、政治品德、社會治理等國家政治事務中去，并對政治事務進行社會評述。雖然這里不能排除具有一定的牽強附會之處，但對于儒家來說，這恰恰是說明了樂舞、詩歌不是純粹技術性和藝術性的，而是政治性、道德性的。而正是因為樂舞、詩歌從制作上就具有政治性、道德性的考量，那么從觀賞的角度，當然能夠品味出不同的政治意義。此處，審美判斷就不獨為藝術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

總之，“樂詩之教”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承載著重要的政治功能。儒家致力于將政治秩序落實在感性的生活中，將政治與道德觀念滲透到“樂詩”中去，并把它們推廣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使得人們在日常的藝術生活中感知政治，認同某種價值觀念與秩序，在藝術生活層面落實儒家的政治理想。這種通過“樂詩之教”形式對藝術生活與政治生活的有機融合，不僅是詩禮文化形成的內在動力，而且彰顯出詩禮文化的藝術性與政治性完美結合的基本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