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志芳，系濱州學院副教授

《詩經》是周代詩禮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禮制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更是實現禮樂文明建構的重要途徑。就《詩》與禮這兩個異質元素的融合形態而言，在以“吉禮”“兇禮”“賓禮”“軍禮”“嘉禮”等“五禮”為核心內容的禮儀制度規范定型化過程中，在以“君臣”“夫婦”“父子”“兄弟”“朋友”等“五倫”為核心內容的倫理道德規范定型化過程中，詩人常常都會以歌功頌德方式，將二者融合為一個有機體；在“五禮”“五倫”社會化過程中，詩人往往都會以譏失匡惡方式，將二者融合為一個有機體。而使《詩》與“禮”融合的介質，則是“樂”。這就是《詩》與“禮”這兩個異質元素融合的內在機制。前者以《周頌》與《大雅》《小雅》中的大部分詩篇為代表，后者以十五“國風”中大部分詩篇為代表。故孔子謂“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記·孔子閑居》）。

其中，十五“國風”中的大部分詩篇，都透露出有關“五禮”與“五倫”的相關信息。比如，《召南·采蘩》之“享人鬼禮”，《甘棠》之“祭地祇禮”，《魏風·伐檀》之“籍田禮”，《陳風·宛丘》之“祀天神禮”，皆屬“吉禮”；《邶風·泉水》之“吊禮”，《鄘風·定之方中》之“禬禮”，《秦風·黃鳥》之“喪禮”，皆屬“兇禮”；《邶風·簡兮》之“錫命禮”，《靜女》之“相見禮”，《齊風·東方未明》之“朝覲禮”，皆屬“賓禮”；《邶風·擊鼓》之“征戰禮”，《衛風·木瓜》之“大封禮”，《王風·君子于役》之“大役禮”，《鄭風·叔于田》之“田獵禮”，《魏風·碩鼠》之“大均禮”，《陳風·株林》之“馬政禮”，皆屬“軍禮”；《周南·關雎》之“饗燕禮”，《卷耳》之“飲食禮”，《邶風·凱風》之“養老禮”，《新臺》之“婚冠禮”，《豳風·七月》之“鄉飲酒禮”，皆屬“嘉禮”。再如，《邶風·谷風》之“夫婦”倫理觀，《二子乘舟》之“兄弟”倫理觀，《王風·丘中有麻》之“朋友”倫理觀，《鄭風·緇衣》之“父子”倫理觀，《齊風·東方之日》之“君臣”倫理觀，皆屬“五倫”。

在“國風”透露出“五禮”“五倫”相關信息的詩篇中，除了《周南》《召南》《豳風》主要采用歌功頌德方式之外，其他詩篇大多采用譏失匡惡方式。這些以譏失匡惡方式來透露“五禮”“五倫”相關信息的詩篇，就不僅僅是一種藝術化的“禮”，更是通過藝術途徑來干預社會生活而重建禮制的重要途徑，也是一種通過“譏刺”方式來維護禮制的具體表現。這充分表現出詩人在國運興衰、政治清乖的危急 關頭，具有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濃郁的政治情懷，從而展現出他們深重的憂患意識和強烈的批判精神。

比如，衛作為文王昌庶子、武王母弟康叔封后裔之國，入春秋后，武公和（前821—前766年在位）襲祖職為平王司寇（掌刑典之卿士），入為“三公”，忠于王事，勤于治國，誡王儆身，國人作《淇奧》（見《詩·衛風》）以美其德；然此后歷莊公揚、桓公完、宣公晉、惠公朔、黔牟、懿公赤四世六君（前757—前660）的近百年之中，長期處于混亂狀態。莊公教子無方而導致庶子州吁之亂，宣公奪太子伋妻而引發君臣、父子、兄弟相殘，懿公好鶴誤政而致使狄入其都邑。這期間的種種違禮背德行為，必然會成為詩人譏諷的對象。像《鄘風·鶉之奔奔》“鶉之奔奔，鵲之彊彊”，謂“鶉”“鵲”雖小而其行尚循常則；“我以為君”“我以為兄”，謂宣公尊為“兄”而貴為“君”；兩言“人之無良”，謂此“兄”而“君”者，則連“鶉”“鵲”都不如。詩人譏諷宣公不恪守禮儀制度規范而任意妄為，不尊崇倫理道德規范而骨肉相殘，于家有害，于國有失。

再如，鄭作為厲王胡庶子、宣王靜之弟公子友后裔之國，入春秋后，武公滑突（前770—前744年在位）與晉文侯、衛武公、秦襄公以師護送平王自鎬京（周西都，位于今陜西省咸陽市灃河東岸）東遷于雒邑（周東都，古城在今河南省洛陽市東約四十里），共定周室，遂襲祖職為平王司徒（掌民事之卿士），入為“三公”，甚至平王宜臼作《裳裳者華》（見《詩·小雅》）以美之；然在世子莊公寤生（前743—前701年在位）繼立之后，母弟公子叔段（共叔段、太叔段）依恃武姜之寵，初居于京（鄭大邑，故城在今河南省滎陽市東南二十余里），城邑建制超出定制，既而擴張至西鄙、北鄙，且私下聚糧草、繕甲兵，欲以武姜為內應來突襲莊公。段之舉實屬不義不暱，其后果確如莊公所言“多行不義必自斃”“不義不暱厚將崩”（《左傳·隱公元年》），其無厭之貪為人所譏。然則，事態發展至京城民眾皆叛段，段逃至共（衛別邑，即今河南省衛輝市），莊公為君、為兄之責亦失，自段貪念初起時便放之縱之，未盡規勸戒止之職，其過失當在譏諷之列。像《鄭風·叔于田》所譏為莊公與其弟共叔段之事，然美共叔段之“仁”“好”“武”，且刺莊公失教之過。盡管鄭莊公在位期間，與齊僖公盟于石門（齊地，在今山東省濟南市長清區西南約七十里），開啟春秋“霸權”政治格局，史稱“東周小伯”（宋呂大圭《春秋或問》卷三），但其以謀略逐弟囚母而率先挑戰王權這些違背傳統禮制的行為，依然受到詩人的譏刺。

又如，齊公室作為堯時方伯姜姓四岳伯夷之裔，文王昌、武王發太師太公望呂尚之后，與周王室暨姬姓諸侯世為婚姻之國，入春秋后，歷莊公贖與僖公祿甫父子兩代（約前794—前698），依然為拱衛周王室的東方大國；但至襄公諸兒（前697—前686年在位）時期，襄公與其妹文姜在婚前就有非禮之行，而且文姜在嫁于魯桓公為夫人后，依然與襄公保持著非正常的關系。盡管這種兄妹私情為原始社會血緣群婚制的文化遺存，但西周春秋時期周人已經認識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的道理，這樣自然是違背“合二姓之好”（《禮記·昏義》）的婚姻制度。故桓公知悉二人的私情后，便怒責文姜，文姜遂告知襄公，襄公指使其大夫公子彭生拉殺桓公。像《齊風·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綏綏”，言襄公徒居人君之尊，卻為禽獸之行，其荒唐、殘忍令人憤慨。

正是由于春秋時期人們認識到“無禮”之危害性，故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反復強調恪守禮制之重要性。衛卿士甯速（莊子）認為，“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之建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故以“禮賓”“親親”“善善”為“三德”（《國語·晉語四》）；魯卿士季孫行父認為“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奸為兇德”，主張“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鹯之逐鳥雀也”，以“君臣”“父子”“兄弟”為三倫，倡導以“忠信”“孝敬”“父義”“母慈”“子孝”“兄友”“弟共”（《左傳·文公十八年》）為道德標準；齊大夫晏子認為：“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為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韓詩外傳》卷九）故詩人們在自己的詩篇里指出：“人而無儀，不死何為”“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鄘風·相鼠》）。這些看似詛咒式的言辭，實際上是意在呼喚人們重新建構禮制形態的自覺意識。

當然，就“國風”中刺詩產生的宏觀社會背景而言，自周平王東遷（前770）之后，王權漸次式微，社會開始動蕩，“詩教”“禮教”“樂教”逐漸缺失，趨于禮崩樂壞的境地。毫無疑問，在這種社會環境之中創作的詩篇，自然會以憂國傷時與諷刺腐政為主旨，必然會發揮匡救時惡、警誡后世以維護禮制的社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