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20世紀40年代，法國年鑒學派學者布羅代爾在二戰集中營里完成了關于地中海世界總體性研究的鴻篇巨著，揭示出地中海多種層次的歷史變化節奏，樹立了典范性的樣板。近幾十年來，中央歐亞、印度洋世界、東亞海域、大西洋世界等新的歷史研究領域相繼形成，其共通之處在于加深了我們對歷史上不同文化之間交往與互動的理解。關于這種地理空間廣袤、涉及文化多元、延續時間漫長的巨大區域，有學者稱之為“互動區”。印度洋世界是研究進展極為顯著的一個“互動區”。

以往學者關于印度洋史的興趣，長期聚焦于1500-1800年，重點研究印度洋貿易納入全球化進程之中的歷史表現。一方面是因為這一時期歐洲人（主要是葡、荷、英、法四國）在印度洋的殖民活動留下了大量公私文獻，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受歐洲中心主義心態影響，輕視之前時代印度洋地區歷史文化的發展和積累。然而，過去幾十年里，考古學、語言學、生物學等多學科的研究工作，呈現了印度洋世界在漫長歷史進程中的結構性特征，以及多元文化長期交流的豐富細節。學者們逐漸認識到，歐洲人的影響被夸大了，盡管他們在15世紀末闖入了印度洋，但是直到18世紀中葉，印度洋世界的運行仍然遵循著歷史積淀形成的節奏。

印度次大陸向南伸入海洋，將印度洋分成東西兩塊被陸地半包圍的海域，形似一個大寫的字母M。在西印度洋，北部海域由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彼此聯通，為西亞、埃及、阿拉伯與印度次大陸之間的交流提供了海上通道。公元前4千紀，當人類文明在西亞嶄露曙光時，這片廣大區域里的人們就開始利用海陸通道進行自然資源與手工制品的交換。大約公元前2500-前1950年，兩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的頻繁交流，帶來波斯灣海上航路的初次繁榮。此后，隨著印度河文明的衰弱，主要貿易網絡向東地中海轉移，波斯灣航路的長途貿易沉寂了近千年。進入公元前1千紀，印度、中國進入興盛期，成為在地中海之外歐亞大陸上的另外兩個文明中心，影響力逐步向外擴展。在印度次大陸，以北部的恒河流域為中心，形成多國并立的文明核心區，與德干高原、斯里蘭卡形成互動發展的網絡，進而與周邊世界加強了海陸聯系。在此背景之下，西印度洋的海上貿易再度繁榮，來自印度、波斯、阿拉伯以及阿比西尼亞等地的商人共同參與了這一歷史進程。可能在希臘化王國——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統治時代，就已經有希臘商人介入印度洋貿易，但要等到公元前1世紀羅馬征服埃及，之后才真正出現地中海商人遠赴印度洋西海岸的長途貿易活動。

東南亞文明的發育相對較晚，印度與東南亞之間跨越東印度洋的交換網絡，約在公元前1千紀中葉之后的幾百年才確立，推動力可能是南亞商人向東方探求新的財富來源。由此帶來的一個重大變化是，環南海的東南亞貿易網絡開始向西擴張，與向東伸展的印度洋網絡聯通，進而使得從東亞到地中海的海上道路完全打通。以地中海、印度、中國為核心區域的歐亞大陸文明地帶，通過陸路或海路的交通網絡，結成一個頻繁交流、相互影響的整體。

印度洋上的季風和洋流為人類活動限定了運動路線和時間節奏。簡言之，印度洋世界的海上通道分為兩條路線。一條是近海航路，如果從東向西，沿著孟加拉灣、阿拉伯海的海岸線行進，從阿曼灣、亞丁灣可以分別進入波斯灣、紅海，或者沿著非洲之角折向南方，經索馬里、坦桑尼亞抵達莫桑比克和馬達加斯加島，那里是歷史上貿易船隊的終點。另一條是橫跨印度洋的航路，從東向西，自東南亞的蘇門答臘或馬來半島出發，徑直向西，經斯里蘭卡、馬爾代夫，可以直達亞丁灣。這是東南亞、斯里蘭卡的香料輸送到印度洋西岸的快捷路線。大約到公元前1千紀晚期，沿著上述海陸交接的輪廓線，印度洋世界周邊的多元社會形成了資源交換、人口流動、財富轉移、文化互動的定期交流機制。

1498年，達伽馬率領船隊繞道好望角，抵達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此時他對當地香料和寶石的渴望與羨慕，與1500年前處在歐亞經濟網絡西北邊緣的歐洲人相比，并沒有什么不同。在漫長的歲月里，印度洋上的物資流動方向基本保持不變：絲綢和瓷器來自東亞，阿拉伯半島供應乳香、馬匹，波斯出產絲織品、地毯以及馬匹，索馬里以南的東非海岸則供應黃金、象牙、龍涎香、奴隸，價格高昂的丁香、肉豆蔻產于東南亞的馬魯古群島、班達群島，胡椒和生姜的主要產地是印度南部的馬拉巴爾海岸，高等級的肉桂只有斯里蘭卡和印度西南部才出產。此外，印度大量出口棉織品，西北的古吉拉特、東南的科羅曼德爾海岸以及東北部的孟加拉都是重要產地。

在資源分布、市場流向以及固定航路等因素的共同影響下，環印度洋的一些區域成為長期活躍的商品集散地、中轉站或造船基地。達伽馬進入印度洋之后，他首先看到的是東非海岸商業繁忙的莫桑比克，不晚于7世紀，這里就已經成為西印度洋貿易的重要一環。繼續北上，是港口城鎮星羅棋布的斯瓦希里海岸，由于非洲班圖族與從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地來的商人長期通婚雜居，這里形成了獨特的語言文化。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1331年造訪斯瓦希里海岸，在控制黃金出口的重要港口基爾瓦，看到街市繁華，東方瓷器比比皆是，還有來自印度古吉拉特、馬拉巴爾的商人。

從斯瓦希里海岸繼續北上，即抵達扼守紅海出海口的非洲之角，它與阿拉伯半島南部的也門、阿曼隔著亞丁灣對望。此處是連接地中海與印度洋兩個貿易區域的重要通道。據約在公元1世紀撰寫的希臘語文獻《紅海周航記》記錄，非洲之角東側的索科特拉島，有希臘人與印度人共同生活。2001年，考古學家在島上一個深達兩公里的洞穴里面發現兩百多處涂鴉，產生時代集中在2世紀至5世紀初。多數涂鴉用的是印度西部的婆羅米文字，其他還有犍陀羅的佉盧文、大夏文、希臘文、帕爾米拉的阿拉姆文、古代埃塞俄比亞的阿克蘇姆文、南部阿拉伯文等。可能是在等待季風轉換的空檔期，來自各地的商人、旅行者、僧侶利用這一洞穴進行求神祈禱等宗教活動。這些涂鴉涉及語言種類之豐富，讓我們對兩千年前西印度洋這個小島上多元文化雜處的狀況有了更新的認識。

與紅海入口處的亞丁類似，霍爾木茲同樣因為扼守波斯灣出入要道而成為商業都市。霍爾木茲島炎熱多雨，土壤貧瘠，整個島嶼只有一口水井，生活用度完全靠貿易輸入，但憑借其有利位置成為國際化的貿易中心。當地居民以阿拉伯人、波斯人為主，猶太商人、亞美尼亞商人、古吉拉特商人均以此地為其貿易網絡的重要據點。11-17世紀，是霍爾木茲作為西印度洋貿易中轉站的盛期，來自印度、東南亞的貨物抵達此地，再轉運西亞、阿拉伯、東非。

在印度洋的另一側，與霍爾木茲類似，室利佛逝和馬六甲憑借其險要的地理位置，控制印度洋和中國南海之間的海上交通，依靠對商品征收進出口關稅，先后發展成為商業王國。他們的統治者運用靈活的手腕，與中國、印度、阿拉伯等各方勢力建立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友好關系，以維系其國際商貿中心的地位。16世紀初，葡萄牙人托梅·皮列士初到馬六甲，在港口看到各國商人摩肩接踵，他們來自西亞、南亞、東亞等各地，膚色各異，信仰多元，使用語言多達84種，繁榮景象讓其驚嘆不已。

研究印度洋世界的學者經常強調，在歐洲人到來之前的1500年里，盡管周邊社會有復雜多樣的族群、語言、文化、宗教，甚至同一宗教之下又有各種教派的信仰分歧，但交往的基調是和平、友好、互惠的，沒有一種政治勢力企圖謀求壟斷性霸權。葡萄牙人的到來，在16世紀以后逐步改變了這里的游戲規則，暴力手段成為經濟霸權的后盾，而往昔的和平歲月難以追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