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小妮，系煙臺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項任務項目“新中國成立以來協調發展演變歷程及啟示研究”〔16JD710006〕階段性成果

消除貧困，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奮斗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黨帶領廣大人民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逐步實現了消除絕對貧困的偉大奇跡，走出了一條令世界矚目的發展之路。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對中國為什么存在貧困，怎樣消除貧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和長期探索，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資料私有制及由此造成的勞動與財富的分離是一切貧困問題的根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資本主義社會“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毛澤東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相關思想，對中國社會的貧困根源做出了科學判斷。1939年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的貧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見的”，換言之，消滅貧困和不自由，就必須改變這種社會現狀。為消滅貧窮，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

推翻“三座大山”只是消滅貧窮的第一步，建立新的社會制度是根本保障。新中國成立后，面對一窮二白的社會發展狀況，要迅速擺脫貧窮落后必須變革生產關系。毛澤東多次強調，“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唯一的出路”。1953年9月25日《人民日報》刊發由毛澤東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即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標志著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在中國全面地建立起來了。社會主義制度以其公平性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提高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極大改變了我國貧窮落后面貌。1957年我國工農業總產值達到1241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52年增長了67.8%；其中工業總產值704億元，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43.1%上升到56.7%。重工業生產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1956年，全國居民的消費水平比1952年提高了21.3%。對此，毛澤東指出，“當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之后，中國要向哪里去？向資本主義，還是向社會主義？……事實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

在新中國極端貧窮落后的形勢下，通過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領導廣大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這無疑是中國共產黨人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貧困問題的重要探索。正如鄧小平指出的：“建國以后，如果我們不搞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的混亂狀態就不能結束，通貨膨脹、物價極不穩定、到處貧困落后的狀態就不能改變。”

二

民以食為天。解決貧困，首先就要解決“吃飯”問題。近代中國，80％的人口長期處于饑餓、半饑餓狀態，遇有自然災害，更是餓殍遍地。新中國成立之初“大難甫平，民生憔悴”，“吃飯”問題嚴峻。194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1.13億噸，人年均糧食占有量僅208.9公斤。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曾預言：“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面臨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言外之意即中國共產黨對此也將無能為力。

毛澤東出身農家，對農村情況和農民的貧苦生活有著切身的體驗，解決農村的貧困問題成為他畢生奮斗的事業。早在1919年《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他就提出：“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這一問題進行了進一步思考和探索。一是警醒全黨“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他認為，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直接關系到人民的生活。農業發展了，就“可以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二是“農業關系國計民生極大”。《論十大關系》指出：“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什么發展重工業？”三是要求全黨抓糧食生產。1959年4月，毛澤東親自寫信給全國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干部們，強調“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1962年，我們黨召開了空前規模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會人數達到7000人，會議的重要議題就是專門解決糧食緊缺難題。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會議講話中充分論述了糧食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共同探討解決辦法。

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民占據貧困人口的絕大多數。解決農村地區的貧困問題是解決貧困問題的關鍵所在。毛澤東不僅重視農業、緊抓糧食生產，還重視從社會建設的角度認識和解決貧困問題。新中國成立后，通過制定并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等，形成了農村合作醫療等一系列制度，為廣大農村居民建立了有集體經濟支撐的互助性質的初級保障體系。特別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解決了我國廣大農民的基本醫療問題。

三

貧困問題既是社會制度問題，也是發展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初，經濟基礎十分薄弱。1949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僅466億元，其中農業總產值占70%，工業總產值占30%，而現代工業產值只占10%左右。對此，毛澤東曾指出，“所謂窮就是生活水平低。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為生產力水平低”。1956年1月，他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上提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為新中國解決貧困問題、推動社會發展指明了方向。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主張通過土地革命實踐消滅貧窮。新中國成立后，他著重思考的是如何通過社會主義現代化改變農村的落后狀態。1957年他指出：“隨著國家工業化的發展，有步驟地積極地實行農業機械化”，并要求機械制造部門和農業部門開展廣泛的試驗研究工作，擬出一個適合我國條件的農業機械化方案，制造適合各地不同情況的農用機械，供應農民，“隨時改良，積極推廣”。1959年，他在《黨內通信》中提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的著名論斷，推動了農業機械化的發展。

毛澤東還進一步把生產力的提高與發展教育、科技聯系起來，明確提出了新中國發展生產和文化教育兩大歷史任務。新中國成立時，文化教育水平十分落后，有80%的人不識字，極大制約了生產力的發展。在1956年1月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提出要進行“技術革命”“文化革命”“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1957年3月，我們黨提出要“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生產的發展，就沒有財富的增加，沒有財富的增加就不可能消滅貧困，而要發展生產力，必須依靠科技進步。歷史的發展證明這是一條正確的富民強國路線，從“一五”計劃開始到1976年的20多年，盡管經歷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挫折，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總體仍然是比較快的。這一時期，我國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從根本上解決了工業化“從無到有”的問題，為消滅貧窮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總體而言，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歷史上特別是鴉片戰爭以來困擾中國的貧困問題得到很大程度的解決。盡管在探索中也有失誤和教訓，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給黨和國家發展造成重大損失。但無論如何，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基于對當時國情的認識，明確了貧困問題的根源，提出了解決貧困問題的基本路徑，確立了農村反貧困工作的地位，加深了對糧食問題重要性的認識，為解決貧困問題作出了重要探索，為進一步深化對貧困問題的認識以及反貧困實踐積累了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