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志柱，系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古代中國最著名的戲曲《牡丹亭》，除作者湯顯祖在《題詞》中提及淵源關系不很明顯的本事外，問世之后長達320多年的時間內，無人指出其來源。20世紀20年代以來，經過孫楷第、譚正璧、姜志雄、徐朔方等前輩學者的接續努力，80年代以后，話本小說《杜麗娘慕色還魂》是《牡丹亭》的藍本遂成為學界普遍接受的主流觀點。劉輝先生曾提出異議，但未成一家之言，有關學術綜述都未涉及。筆者2006年發現《稗家粹編》收錄的傳奇體《杜麗娘記》后，撰文質疑學界定論，遂引發了新世紀《牡丹亭》藍本問題的論爭熱潮。通過梳理《牡丹亭》藍本問題的相關知識譜系，研究藍本問題論爭中的有效證據和邏輯推理及其局限性，有利于展開對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反思。

現已發現與《牡丹亭》藍本直接相關的資料有四種。孫楷第1931年在日本東京發現何大掄編《燕居筆記》卷九有《杜麗娘慕色還魂》（下文簡稱《慕色》）篇目，余公仁編《燕居筆記》卷八有《杜麗娘牡丹亭還魂》篇目（《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1932年完成）。1933年完成《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據《寶文堂書目》的著錄而設《杜麗娘記》條目，指其為通俗小說，然而《慕色》《杜麗娘牡丹亭還魂記》“并以文言演之，不知即此本否”，因而特標“存（？）”，顯得非常謹慎，為深入研究《牡丹亭》藍本問題提供了文獻基礎。但后來學界卻缺乏此種謹慎，普遍將3500余字的《慕色》和1500余字的《杜麗娘記》混為一談，并因《寶文堂書目》著錄標題近似而先入為主地認為三者同書，預設話本《慕色》就是《寶文堂書目》著錄的《杜麗娘記》。筆者發現胡文煥編《稗家粹編》卷二收錄《杜麗娘記》（1500余字），與余本《杜麗娘記》僅有局部文字差異，且《稗家粹編》具有萬歷甲午（1594）序刻的明確時間，提出《寶文堂書目》著錄的是《杜麗娘記》，《杜麗娘記》具有成為《牡丹亭》藍本的全部條件。而《慕色》的成書時間和收錄時間待考，成為藍本的條件只是推論。（《〈牡丹亭〉藍本問題考辨》，《文藝研究》2007年第3期）因為《慕色》《杜麗娘記》承繼關系缺乏有效證據，不少學者提出折中說或合一說，認為《牡丹亭》具有共同藍本。陳國軍發現卓發之《漉籬集》卷一二《杜麗娘傳》（760余字），系“庚戌年所輯少年著述”，成篇時間在萬歷二十八年至三十八年（1600—1610）之間。（《新發現傳奇小說〈杜麗娘傳〉考論》，《明清小說研究》2010年第3期）。筆者認為，《杜麗娘傳》屬于“少年著述”，則《慕色》的成書時間若在1601—1610年之間，則晚于1596年已經成書的《牡丹亭》；在1601年之前，則與《牡丹亭》孰先孰后未定。但在時間點上無法排除這種可能：《慕色》在《杜麗娘記》的文字基礎上敷衍擴編并參考《牡丹亭》而成，卓發之看到《慕色》后再改寫成《杜麗娘傳》。

在文本因襲方面，筆者2006年發現《杜麗娘記》中杜麗娘“送別詞”仿《天緣奇遇》而成，從而推斷《杜麗娘記》的成書上限在嘉靖后期。陳國軍指出柳夢梅“和”詞亦見《天緣奇遇》，但原始出處為陸采作于嘉靖四年（1525）的《懷香記》，《杜麗娘記》當成書于嘉靖二十八至三十九年，不可能出于正德年間。（《明代志怪傳奇小說敘錄》，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2016年版）筆者發現《慕色》中200余字的偶筆與《征播奏捷傳》第十一、十二回雷同，僅有局部差異。而《征播奏捷傳》創作當在1600—1602年間。《慕色》與《征播奏捷傳》因襲關系明顯，但孰先孰后尚無證據。（《〈稗家粹編〉與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另外，汪天成等發現何大掄和余公仁編《燕居筆記》均對“光宗皇帝”抬頭頂格，從而判定其文本產生時代一定遠在湯顯祖之前。（《玉茗堂四夢文本考》，撫州湯顯祖國際論壇，2016年）二者可能存在誤刻或漏刻，但也表明二者沿襲特征明顯。

劉靜楠2016年發現何大掄編《詩經默雷》《詩經心決》兩種著作，周明初2019年在此基礎上考證出《重刻增補燕居筆記》的編者何大掄是比湯顯祖晚一輩的同鄉，該書當成于萬歷后期，晚于《牡丹亭》。（《〈牡丹亭〉藍本為〈杜麗娘記〉補說》，《文藝研究》2020年第1期）

姜志雄根據“何本《燕居筆記》所收話本小說與傳奇故事共三十一篇。凡見于他書者，大半可確定為嘉靖以前作品，至晚亦在嘉靖前期”，從而推斷何本《燕居筆記》所收作品（含《慕色》）的寫定時間“肯定不后于嘉靖年間”（《一個有關牡丹亭傳奇的話本》，《北京大學學報》1963年第6期）。姜志雄首次依據《慕色》文本進行分析論證，為確立《慕色》的藍本地位作出了關鍵性貢獻，但從《燕居筆記》收錄的30篇小說成書而推斷出《慕色》“肯定不后于嘉靖年間”，不是鐵證，其“推理”有待確證。周明初通過考察《杜麗娘記》《慕色》的語言和體式特點，認為大致可以確定《杜麗娘記》產生于正德至嘉靖年間，而《慕色》則產生于晚明時期。

筆者認為《慕色》具有明顯的改編特征，《慕色》是在《杜麗娘記》文字基礎上的合理想象性添加和“擴編”。但伏滌修認為反向推斷亦可（《〈牡丹亭〉藍本問題辨疑》，《文藝研究》2010年第9期）。在杜麗娘的四種小說文本中，陳國軍認為，從傳奇與話本的文體前后承繼關系上判斷，話本或從傳奇而來；但就戲曲與話本、傳奇小說文本關系而言，湯劇與話本的因緣更大。

筆者推斷《牡丹亭》的盛行影響了《慕色》《杜麗娘記》的編輯出版。《杜麗娘記》流傳不廣，未被《燕居筆記》早期刊本收錄。在《牡丹亭》“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的時候，何本《燕居筆記》收入了改編本《慕色》，后來余本《燕居筆記》刪掉改編本，直接收錄原本《杜麗娘記》，但目錄依《牡丹亭》（全名《牡丹亭還魂記》）而改題《杜麗娘牡丹亭還魂記》。

甄洪永對湯顯祖自陳《牡丹亭》來源問題進行了合理解讀。筆者認為湯顯祖不提杜麗娘故事，有隱瞞之嫌，但甄洪永認為湯顯祖考證藍本故事情節原始源頭的目的，是為“至情說”尋找文獻依據，增強“至情說”的說服力。（《湯顯祖“至情說”的多維解讀》，《中華戲曲》2014年第1期）這個說法較有說服力。

《慕色》在時間、稱謂、邏輯、銜接上存在的一些混亂或牽強之處，主要是《慕色》在改編時思路受到牽制和影響。伏滌修認為：“話本《慕色》確實存在粗糙、混亂之處，但這正是話本未精雕細琢的原生態表現……后來的《杜麗娘記》修正了話本中的明顯錯訛。”伏滌修之論不過是“后來居上”“后出轉精”的慣性思維。還有小說戲曲的改編規律問題。周明初提出，由唐宋元明時期包括傳奇體、筆記體在內的文言短篇小說改編為話本或擬話本小說的例子在在有之，但從話本或擬話本小說反向改編為帶有文言色彩的短篇小說的情況，在古代小說史中似乎沒有出現過。杜麗娘還魂的故事，由最初的文言短篇小說《杜麗娘記》，啟發了湯顯祖的戲曲《牡丹亭》的創作，又在兩者的共同影響下，產生了話本《慕色》。

學界普遍認為《寶文堂書目》著錄有“簡稱”，伏滌修甚至認為《寶文堂書目》“將《張古老種瓜娶文女》（見《古今小說》卷三三）著錄為《種瓜張老》，將《萬秀娘仇報山亭兒》（見《警世通言》卷三七）著錄為《山亭兒》”。這種說法，沒有充分考慮到《寶文堂書目》在成書、體例、著錄等方面的復雜性，學界在運用《寶文堂書目》時過于簡單化。《寶文堂書目》是否有“簡稱”著錄的特性尚需論證。伏滌修對《寶文堂書目》中《杜麗娘記》前后連續排列、題名類型相同的十二種作品進行考察，推知《杜麗娘記》應為話本體裁；陳國軍也從《杜麗娘記》“分類”在《紅蓮記》《馮玉梅記》《郭大舍人記》與《蕭回覓水記》《柳耆卿記》《孔淑芳記》之間，推斷《杜麗娘記》為話本體小說的可能性很大。但《寶文堂書目》著錄《六十家小說》時都是“分篇”著錄和“分散”著錄，所以“前后連續排列”“題名類型相同”在解釋《杜麗娘記》時存在極大的局限性。

《熊龍峰小說四種》所收《孔淑芳雙魚扇墜傳》，能夠完全確定是在改編《孔淑芳記》的基礎上對《剪燈新話》進行抄襲和模仿，因而造成了“有違生活常理”“有違當時情境”“有違語言邏輯”“有失文氣連貫”等疵漏（《論〈孔淑芳雙魚扇墜傳〉的來源、成書及其著錄》，《明清小說研究》2006年第3期）。《杜麗娘記》與《慕色》的關系，與之完全類似，可以參照解釋《慕色》的改編性質和其中的疏漏。

如果沒有《寶文堂書目》著錄《杜麗娘記》這條資料，真正從《燕居筆記》所載文本出發，譚正璧認為“我們只能猜測這二篇傳奇文（也是話本）……很可能是根據湯氏戲劇的內容來寫的”（《傳奇〈牡丹亭〉和話本〈杜麗娘記〉》，《光明日報》1958年4月27日）；胡士瑩承認“我們只能猜測這篇《杜麗娘》話本，很可能是根據湯顯祖《牡丹亭》的內容來寫的”（《話本小說概論》，1963年初稿）。如果《稗家粹編·杜麗娘記》早日披露，相信上述猜想或論斷會改變。劉輝曾憑著藝術敏感預測：“（《慕色》）平庸無奇，缺乏魅力，顯然不是原本《杜麗娘記》。如以《牡丹亭》第十出《驚夢》與小說描寫相比較，語句幾乎相同，因襲痕跡甚濃，而獨無湯顯祖的典雅光彩，一見而知其為明末文人據《牡丹亭》之改作。”（《題材內容的單向吸收與雙向交融》，《藝術百家》1988年第3期）現實正朝著劉輝預測的方向發展。

或許，《牡丹亭》藍本問題的論爭還將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