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上至國家的政治、經濟運行，下至個人、家庭的日常生活，都須臾離不開制度。正因如此，無論是當下的制度現象還是歷史上的制度現象，都成為不同學科關注和研究的對象，其中尤以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著力最多。就中國史而言，制度史研究長期以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政治制度史特別是官制史研究的成就頗為豐碩。

近些年，制度史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進展。一是對制度概念的理解相較以前更為豐富和深刻。如果說以往的解釋多為籠統的法律、法規、政策、規定，今天的學者則更多地將制度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無論是正式制度還是非正式制度，其形成都是為了平衡社會各方的利益，降低社會運行成本。二是制度史研究的方法和視角發生了變化。傳統制度史更多是對官制機構以及法律、法規、政策條文的梳理、考證，缺乏對實際運行的研究，忽略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間的互動關系，忽視人在制度實施中的作用。而今，一些學者注意到制度規定與具體實踐之間是有距離的，紙面條文是一回事，具體貫徹是另一回事，由此強調打破僵硬的制度研究，關注制度實際運作中的各種利益關系，也就是所謂“活”的制度史。正是在這些變化的基礎上，制度史研究煥發出新的活力，不斷彰顯時代價值。

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以新的視角和方法進行研究的制度史成果不多，還沒有突破傳統研究范式，對制度具體執行過程研究較少，更談不上理論、概念的提煉了。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其一，不少學者以新的理念和方法進行制度史研究的意識還不夠強。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有內心充滿對仁的渴望，仁才能到來。學術研究也是如此，有無強烈的創新意識，結果自然不同。其二，客觀條件的限制。在制度史研究中，尤其對于中國近現代史而言，法律、法規之類的條文資料易于留存，也易于看到，但它們是如何出臺又是如何具體實施的，這類資料則多散見于檔案館，或者需要進行田野調查才能獲得，這就比搜集條文資料難多了。而且，制度形成和實施過程中涉及不同力量的博弈，其復雜心態及行為方面的資料更是難得一見，從而給研究帶來了困難。其三，研究者的知識結構尚有缺陷。制度史與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相關學科的關系密切，要想進行深入研究，必須學習和借鑒這些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很多歷史學者缺乏其他學科知識，做研究時難免捉襟見肘。這些不足需要對癥下藥逐一解決，研究中可著重把握以下幾點。

讓機構沿革的歷史“活”起來。以清末北洋時期經濟行政機構的變革為例。清代本無專門負責經濟發展的機構，與經濟有關的為戶部和工部。甲午戰爭后的1898年，開始設立農工商總局和礦務鐵路總局。1901—1907年新政期間，先后設立商部、度支部、農工商部和郵傳部。1912年民國成立后設財政部、農林部、工商部、交通部。1913年，農林、工商兩部合并為農商部。一般論著對以上官制名稱、官制機構有較為清晰的描述，但任何舊的機構的裁撤和新的機構的建立，都不是簡單的名稱、職能及官員的變化，需要對其設置的背景、討論過程、正式建立以及選拔官員等方面進行細密的梳理和分析。

讓條文制定的歷史“活起來”。比如，清末1898—1911年頒布的經濟法規達60多個，包括綜合性法規《商人通例》《公司律》《商標注冊試辦章程》，行業管理法規《試辦銀行章程》《礦務鐵路公共章程》，獎勵實業法規《振興工藝給獎章程》《獎勵公司章程》等。北洋政府時期，1912—1923年也頒布了不少經濟法規，包括工商礦業法規《公司條例》《商人通例》，農林牧漁法規《邊荒承墾條例》《森林法》，交通運輸法規《航業獎勵條例》《民業鐵路法》，銀行金融法規《國幣條例》《證券交易所法》等。研究這些經濟法規，不能僅僅限于法規條文的羅列，而應對其制定和出臺過程中哪些機構哪些人參與了討論、有無不同意見、為什么會有爭論等進行“活”的揭示。

讓制度實施的歷史“活起來”。以清末北洋時期為例，這一時期頒布的經濟法規較多。這些法規如何實施、實施效果如何，是值得探討的問題。事實證明，如此多的經濟法規雖不能說沒有取得一點效果，但與刺激和推動經濟發展的設想存在很大距離。就民族資本主義企業而言，即便有一定的發展，也更多是因為有抵制外貨的反帝愛國運動的支持，以及與1904—1905年日俄戰爭、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外國對華商品輸出減少等有關。為什么這些經濟法規所起的作用有限？這就需要對其具體實施過程進行深入研究，分析各方力量之間的矛盾和博弈，探討阻礙經濟法規實施的諸多因素，最終展現立體的、豐富的、可信的歷史本來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