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所研究員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在長期歷史發展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形成了關于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豐富思想。這些思想中的精華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歷朝歷代國家治理的重要思想源泉，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深厚歷史底蘊。我國歷史發展中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縣制度、土地制度、稅賦制度、科舉制度、監察制度、軍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內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成為制度史研究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為深化中國制度史研究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注入了活力，為開創中國制度史研究新局面提供了重要契機。

制度向來是定國安邦之根本。政權要鞏固、經濟要發展、社會秩序要穩定、人民要安居樂業，都離不開制度的保障。以清朝為例，明清鼎革之后，清初統治者的國家制度建設就是從因襲明制開始的。順治、康熙皇帝及其后繼者進一步強化了封建君主專制集權體制，于內閣六部之外，獨創了南書房和軍機處等中樞行政機構及奏折制度和秘密建儲制度，繼承發展了郡縣制和行省制、立法司法制度、監察制度、戶籍保甲制度、宗族制度、科舉考試和學校教育制度。與此同時，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發展生產、增加財稅收入的財經制度。當然，由于階級和歷史局限，康乾時期的根基之制，既包含中國傳統制度文化的精華，也存有封建糟粕。深化中國制度史研究，需要堅持運用唯物史觀，對歷史進行辯證剖析。

歷史的發展也一再證明，制度需要與時俱進。到19世紀初，中國內外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清朝統治者卻未能與時俱進、更新觀念，發揚儒家變通思想和革故鼎新精神，及時謀劃制度創新、調整政策舉措，推出符合時代潮流的治國理政方略。由于固步自封、不思進取，拉大了同西方國家的差距。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頹勢愈益加深，政治腐敗、軍備廢弛、財政拮據、危機四伏，以致在英國發動侵略的鴉片戰爭中遭到失敗，中國開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面對深重的民族危機，無數仁人志士為改變中國前途命運，開始探尋新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嘗試各種制度模式，但都一一失敗了。只有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才找到了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正確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經過革命、建設、改革長期實踐形成的，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相統一的成果，凝結著黨和人民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我們要通過深化制度史研究，加深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重要性的認識。

歷史是一面鏡子，鑒古知今，學史明智。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中華文明5000多年發展史孕育出的中國制度長卷，博大精深、精彩紛呈，值得我們深入研究。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不斷深化制度史研究，把握趨勢規律，總結經驗教訓，開創中國制度史研究新局面，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智力支撐、歷史借鑒。在具體研究工作中，要把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的堅持和完善13個方面制度體系作為探討中國制度史的頂層設計和基本路徑。堅持以發展的眼光考察制度運行機制及其成敗得失，捕捉關鍵節點；堅持既見物又見人，關注制度決策者、參與者的責任和執行力；堅持多學科綜合研究，注意將歷史學、考古學、文獻學、經濟學、社會學、思想觀念史學結合起來，推動研究不斷深化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