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當前，世界政治經濟體系面臨變局，世界知識生產版圖也處于競爭和演化的變局中。中國智庫不僅是中國政府的“智囊團”，也要向世界提供思想公共產品。本文通過分析中國智庫全球傳播的淵源、形式與路徑，促進中國智庫為中國開展全球傳播，推進全球治理進程貢獻力量。

中國古代智庫型機構

現代智庫是公共政策的決策外腦。它起源于20世紀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美國，距今約有100年的歷史。但如果追溯智庫的雛形，中國在古代便已出現智庫型機構和制度。據《禮記·王制》記載：“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在堯舜和夏商周時代，告老退職官員和士人被尊稱為“國老”和“庶老”。國家將國老和庶老安置在大學或小學任教，既向他們提供了養老保障，又能發揮其教化年輕人的作用。在這種制度下，國老和庶老通過講學的形式間接影響決策。

春秋戰國時期興起的士階層促進了智庫雛形類機構的進一步發展。借助“游說外交”和“游學”的形式，智庫雛形類機構實現了諸侯國之間的思想流動。這種傳播以跨區域的意見領袖為核心，以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為載體，形成了內部互動及向外輻射的思想聚合機制。在周游列國期間，孔子通過游說，向諸侯國國君推廣其治國理政理念。他以“游學”方式擴大其私學的影響力，吸引了眾多來自其他諸侯國的弟子。齊威王創建的智庫型機構“稷下學宮”吸引了孟子、荀子等思想家前來講學，促進了百家爭鳴的出現。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思想家的傳播實踐，通過面對面交流，借助古代智庫雛形平臺進行擴散，實現了跨地域、跨文化甚至跨時代的思想碰撞。

漢唐以來，中國智庫雛形的跨國傳播開始出現。借助中國的“朝貢體系”，中國思想開始向東亞文化圈擴散。當時的傳播形式分為對內和對外兩個層面。對內主要發生在士紳和文人階層。相關機構利用組織傳播進行層級擴散，甚至在平民階層產生了接近大眾傳播的效果。對外則通過“遣唐使”和“留學生”進行文化對外傳播。漢武帝設置《詩》《書》《春秋》《禮》《易》五經博士，五經博士向公眾普及儒學教育，其中也包含對《論語》的推廣。在《論語》思想向朝鮮和日本的創新擴散過程中，漢學博士、遣唐使和留學生等群體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國古代智庫雛形的另一種形式是幕府制度。幕府制度產生于戰國時期，在明清時期達到發展頂峰。晚清階段的幕府開始出現現代化轉向。不僅如此，幕府制度對思想庫的構成也進行了大膽創新。李鴻章幕府吸引新式人才從事翻譯和外事工作，同時引進洋人做幕僚。總理衙門所屬的同文館還舉行了“游歷使”的選拔考試，派遣12名中國人游歷俄國、美國、加拿大、巴西等國。回國后，游歷使整理了大量關于歐美等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考察資料，為清王朝的救亡圖存提供改革方案。

自漢唐起，到明清再到近代時期，中國雖未出現西方現代意義上的智庫，但是智庫雛形類機構始終存在。這些機構的傳播主體和范圍在持續擴大，由跨區域傳播走向跨國界傳播。同時，傳播主體也由官員、幕府擴展到民間：政府推動和發力，同時吸收民間元素，關注對普通公眾的思想啟蒙。可以說，中國古代智庫型機構的傳播是中國智庫全球傳播的歷史淵源，也為當代中國智庫的全球傳播埋下了種子。

打造全球性思想公共產品

基于對歷史淵源的分析，中國智庫的全球傳播形式可分為三種。一是以智庫型人才為傳播主體，采用游學、游說外交等形式傳播思想和理念，進而影響決策。二是以國家或政府為主體。通過雙方派遣外交大使，實現智庫型機構與他國政界和學界的互動。三是以跨國教育為載體。通過吸引留學生、留學僧等跨文化傳播主體來華，推動中國思想和文化產品“走出去”。中國古代的智庫雛形雖然沒有形成系統的對外傳播體系和實踐綱領，但其豐富的實踐值得當代智庫借鑒。

中國智庫是中國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對外交往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當前中國智庫的全球傳播能力仍然欠缺，其體制機制、傳播理念和方法仍存在問題。比如，中國智庫更為強調政策影響力，甚至認為智庫產品是“機密文件”。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我國智庫在國際傳播中的影響力。

中國智庫的全球傳播需要明確以下內容。傳播目標是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面對諸如環境保護、全球性傳染病、軍事安全、恐怖主義等全球性議題，中國智庫要在全球治理的進程中積極發聲。傳播理念是提倡平等互動。中國智庫的全球傳播強調，在全球公共話語空間中與其他國際行為體平等互動；傳播主體要開放多元。除了政府智庫，要大力發展高校智庫和民間智庫。充分發揮高校智庫的人才優勢和專業優勢，積極推進民間智庫的發展，推動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體制機制創新。傳播內容方面，要努力打造全球性思想公共產品。中國曾推出過具有全球傳播力的思想公共產品，比如被譯成多種語言的《孫子兵法》。該書中的“五事”思想以及“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策略傳播思想，已成為世界公共思想產品的一部分。未來，還需對全球性思想公共產品進一步挖掘。傳播對象是多元主體。中國智庫應當積極與他國政界、學界、媒體、智庫、民眾等多元主體互動，不斷豐富智庫全球傳播的行動者網絡。

推進多元化的全球傳播

經歷百余年的發展，西方智庫已形成了相對完善的管理體制和市場運作機制。相比之下，中國智庫仍具有學習和改進空間。目前，中國智庫中具有政府背景的人才數量較少，影響力較小。反觀我國古代智庫雛形的機構建設，“養老制度”提供了智庫與各級退休官員群體間的融通渠道，這與旋轉門制度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國古代智庫雛形機構通過打造學術交流平臺，促進百家爭鳴，實現了不同思想流派間的良性競爭。這些都對智庫發展具有啟示。

中國智庫全球傳播的路徑涉及以下方面。首先，客觀評估后疫情時代的傳播格局與現狀。其次，優化傳播渠道。中國智庫要利用全球化傳播的新媒體，在社交媒體、短視頻等新媒體平臺上主動發聲和設置議程。同時，注重利益的共識傳播，在多方共通的語義空間中進行傳播。比如，中國古代的“游學”促進了不同流派思想的交融，也促進了不同諸侯國之間的交往互動。在后疫情時代的背景下，更需要不同國家智庫專家的思想交流，在求同存異的進程中實現國家間的良性互動。最后，中國智庫要始終保持謹慎的態度、務實的作風，在參與解決世界性難題的過程中，運用中國智慧，推廣中國經驗，提升國際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