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是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的時代課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實踐的深化，中國道路的拓展，中國問題的解答，必然要求構建中國特色哲學話語體系。體系性是哲學的存在方式。有體系的哲學不一定具有科學性、話語權，但任何一個具有科學性、話語權的哲學一定有自己的體系。

一

從根本上說，任何一種話語體系的構建都是由實踐所激發，并以此為現實基礎的。構建中國特色哲學話語體系同樣如此。構建中國特色哲學話語體系不是對現實的“純客觀”的實證分析，不是僅僅面對文本的解釋學意義上的“創新”，不是范疇、概念、術語的簡單轉換或純概念的邏輯推演，而是以當代中國的實踐為現實基礎，以現實問題為中心，并使現實問題轉化為理論問題，升華為概念運動，從而以概念運動反映現實運動。哲學必須展開概念運動，否則，就不是哲學；哲學又必須關注現實問題，否則，就是無根的浮萍。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實踐場域。市場經濟不僅是社會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而且是人的一種存在方式；不僅關系到物與物的關系，而且關系到人與人的關系。在當代中國，市場經濟有一個制度性前提，這就是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本身又處在不斷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不僅關系到經濟運行機制，而且關系到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和分配關系，關系到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與由資本邏輯所構成的市場經濟本性的關系，關系到價值觀念的重建。當代中國實踐的最重要特征和最重要的意義就在于，它把市場化、現代化和社會主義改革這三個重大的社會變革濃縮在同一個時空中進行，因而構成了一場史無前例、波瀾壯闊、極其特殊而又復雜的社會變革，它必然向我們提出一系列重大的哲學問題，必然向我們提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話語體系的時代課題。

哲學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時代，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話語體系，從本質上看，就是要以哲學的方式表達中國的時代精神。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實現現代化，使中華民族在社會主義事業偉大征程中實現偉大復興，同時使社會主義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上再造輝煌，這凝聚著幾代中國人的思索與奮斗、光榮與夢想，構成了與民族精神融為一體的當代中國的時代精神。中國的時代精神的思想表達，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話語體系的真實內涵。任何背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背對當代中國的時代精神，去構建所謂的中國特色哲學話語體系，只能使中國特色哲學話語體系“空心化”。

二

哲學思維具有突出的民族性，不同的民族或國家有著不同的哲學話語體系。不同的哲學話語體系，不僅展示的概念、范疇不同，而且體現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也不同，更重要的是，反映的現實問題、利益關系也不同。哲學的最大特點就在于，它是以抽象的概念體系反映現實的社會運動和特定的社會關系，反映特定的民族或階級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因此，構建中國特色哲學話語體系，應當避免用西方哲學的話語體系來評判中國實踐、闡釋中國道路、解答中國問題。我們不能任由西方哲學話語來為我們“代言”，這種言說方式所展示的都不是真實的中國，而是西方視野中的中國，是被西方話語“制造出來”的中國，這一話語體系的意向、理念乃至學術機制都具有凝重的西方話語色彩和深厚的西方文化基礎以及“潛伏”的西方利益關系。

不能用西方哲學話語體系構建中國哲學話語體系，主要是就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及其背后的利益關系而言的，而不是拒絕借鑒西方哲學中的合理因素，不是一概拒斥西方哲學的范疇、概念、術語。話語體系離不開語言，但又不等于語言。話語體系具有意識形態屬性并與權力交織，而語言本身沒有意識形態屬性。實際上，“自由”“平等”“公正”……乃至“哲學”“話語”，原本都是西方哲學的范疇、概念、術語。因此，我們既不能照單全收西方哲學的范疇、概念、術語，也不能一概拒斥西方哲學的范疇、概念、術語，而是要對其進行批判借鑒，并使之融入中國特色哲學話語體系之中。實際上，自從西方文化、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后，中國的語言和言語結構本身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毫無疑問，構建中國特色哲學話語體系不能脫離中國傳統哲學，不僅要吸取傳統哲學中的深沉智慧、合理觀點，而且要吸收其中能夠容納當代內容的范疇、概念。但是，對中國傳統哲學的范疇、概念、術語，我們應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構建中國特色哲學話語體系不是范疇、概念、術語的簡單轉換，不是把物質變成氣，矛盾變成陰陽，規律變成道，類比變成格義，共產主義社會變成大同社會，等等。語言同樣具有歷史性、時代性，我們既不能操著一口“純正”的西方話語來表達中國的時代精神，也不能說著一口“地道”的古代漢語來表達中國的時代精神。構建中國特色哲學話語體系、以哲學的方式表達中國的時代精神，關鍵在于把握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珍貴的遺產”。

三

中國傳統哲學關注的是人際關系的倫理道德問題，其核心就是以儒家學說為主要內容的道德原則和倫理秩序。由于人倫關系是人類社會的普遍關系，因而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中國傳統哲學的某些規則、某些觀點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一面，并蘊含著當代的某些社會關系問題。因此，構建中國特色哲學話語體系應當與歷史上長期爭論的問題相銜接，對老問題（如知與行、義與利、心與性的關系問題）予以新的解答，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繼承其合理因素，認真汲取其中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并對此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之具有新的內涵、新的意義。

每個民族在不同的時代都會面臨不同的現實問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遭遇的挑戰。面對傳統哲學，每一代人都會遇到繼承什么、拒絕什么的問題，而繼承什么、拒絕什么，并不是取決于傳統哲學本身，而是取決于如何解答現實問題，取決于實踐需要。馬克思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于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我們應當明白，不是傳統文化、傳統哲學挽救了近代中國，而是中國革命的勝利使傳統哲學避免了同近代中國的衰敗一道走向沒落，是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巨大成就使“孔夫子”真正“周游列國”、名揚四海，使中國傳統哲學重振雄風有了可能。因此，我們應當把當代中國的發展優勢轉化為話語優勢，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話語體系，從思想上向世界清晰、準確地表達中國的時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