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世界史系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西方城市史》”［17ZDA229］的階段性成果

在經歷中世紀黑死病的恐怖威脅后，19世紀的英國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又遭遇了霍亂與其他疫病。以倫敦為例，1832年、1848年、1854年、1866年先后經歷了四次霍亂的侵襲。霍亂病人嘔吐和腹瀉米湯樣的排泄物，輕則虛脫，重則脫水而死；病人眼睛凹陷，皮膚呈青藍色，因此霍亂也被稱為“藍死病”。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霍亂傳播最為廣泛的“常識”——無論是醫學精英、政界還是尋常百姓，大多堅信惡劣的空氣特別是瘴氣，是霍亂之源，也是霍亂傳播的罪魁禍首。當時，公共衛生領域的領軍人物埃德溫·查德威克、現代護理學的創立者弗洛倫斯·南丁格爾等都支持這一看法。因此，應對霍亂傳播的做法是“以毒攻毒”，用燃燒劣質煤產生的濃煙來對抗霍亂和其他疫病。

不過，倫敦的一名全科醫生約翰·斯諾卻認為事實并非如此，并致力于追尋真相。早在1831年英格蘭北部沿海城市桑德蘭暴發霍亂時，年僅18歲的斯諾便發現北方的煤礦中并沒有很多病例，這使得他開始懷疑“空氣傳播的常識”。到1848-1849年那場奪走15000個倫敦人生命的霍亂暴發時，斯諾已經在倫敦西區索霍行醫多年。出于醫學直覺，他認為，如果霍亂是由惡劣空氣傳播的，那么病人的呼吸道及肺部會出現病癥，而霍亂病人劇烈的上吐下瀉是一種胃腸道病癥，所以霍亂可能與飲水或食物有關。

斯諾進一步通過案例來驗證自己的猜想。1848年霍亂過后，他寫了一篇31頁的論文《霍亂傳播模式》，論證霍亂是通過攝入被污染的水而傳播的。文中列出了倫敦各區在1848-1849年霍亂的死亡率，最高的南區為7.95‰，而最低的北區只有1.10‰，符合倫敦南區供應的泰晤士河水比倫敦北區供應的水骯臟得多的事實。文章利用了時人的一些成果，一個案例涉及倫敦薩瑟克河濱兩個相鄰的背靠背式大雜院的不同命運，其中薩里大雜院居民把污水倒入屋前水溝，又從附近的井水取水飲用；暴雨使污水溝滿溢，污染了飲用水。從1849年7月29日到8月2日，薩里大雜院有9人死去，而給排水不同的另一個大雜院只有1例死亡。另一個案例是南倫敦的朗伯斯旺茲沃斯路的阿爾比恩聯排屋，這是一個中產階級住宅區，已經有自來水供應。然而，污水池的滿溢同樣導致飲用水污染，結果在7月末到8月13日，也有20多人死去。不過，斯諾的研究并沒有得到醫療界的關注。

1854年夏，倫敦再次發生霍亂，奪走了1萬多人的生命，泰晤士河以南的朗伯斯和蘇瑟克最為嚴重。8月底，寬街突然暴發霍亂，最終導致近千人死去。寬街所在的索霍一帶，在17-18世紀是倫敦貴族階層的“郊區”，屬于中上層階級居住的生活區域，兩邊是寬敞的聯排屋、大宅和廣場。著名的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就是生于斯、長于斯的寬街人（住28號）。不過，到19世紀中葉，隨著城市化的推進，權貴富豪們遷往更遠的“郊區”。于是，有些豪宅逐漸被改成公寓樓，普通市民住到這里，有的一套房子里最多可居住50多人，人口十分密集。

斯諾認為，寬街發生的霍亂是通過泵井傳播的。19世紀中期，包括倫敦在內的英國大多數城市，給排水仍然比較簡陋。寬街的用水是由泵井提供的井水；在污水排放方面，下水道系統還沒有建成，排污主要是原始的污水坑和化糞池，寬街泵井附近也不例外。此外，還有很多未經處理的污水和動物糞便直接排入泰晤士河，水環境惡劣。

為了證實自己的猜測，斯諾向死亡登記處申請了霍亂死亡者的相關信息。他追蹤了寬街泵井附近包括學校、餐館、企業和酒吧等在內的數百例霍亂病例，證實了霍亂與該泵井之間存在關聯，并在之前發表的《霍亂傳播模式》的基礎上加以補充，最終寫成一部長達139頁的資料翔實的著作。他在書中提到，“關于在泵井附近發生的死亡事件，有61起實例告訴我，死者曾經經常或不定期地從寬街飲用泵水”，“在寬街37號的打擊樂工廠里，有大約200名工人，在該處所內存放著兩個水缸，總是供應街上水泵的水，供有需要的人喝。這些工人中有18人在自己的家中死于霍亂”等。

斯諾還研究了寬街一帶沒有得瘟疫者的反面例證。波蘭街濟貧院雖然三面被霍亂死亡病例的房屋所圍，但濟貧院里的535人中，只有5人死于霍亂，因為該濟貧院里還有一個水井用來供水，無須去寬街取水。

為了直觀地弄清泵井與霍亂死亡之間的關系，斯諾還把每一例死亡都用一道短橫線來標記，這張圖后來以“霍亂死亡地圖”或者“鬼地圖”著稱于世。

斯諾覺得自己搞清了霍亂暴發與泵井的關系，因此與圣詹姆斯堂區監護委員會面談，向他們介紹了上述情況，而泵的手柄也在第二天被取下。在此之后，霍亂死亡率確實有所下降，但也不是立竿見影的。堂區會的人本來就半信半疑，所以后來泵井把手又重新安裝好。奇怪的是，霍亂也沒有再度暴發，這似乎成了不解之謎。

斯諾承認，“在停止使用水源之前，襲擊已經減弱，因此無法確定該井是否含有活躍的霍亂毒物，或者是否由于某種原因，水中已經沒有霍亂毒源”，“我們必須從這次疫情中得出結論，足以產生霍亂的病態物質數量少得令人難以置信”。無論如何，斯諾提出的霍亂經水傳播的觀念，一直被時人認為“胡說八道”。

后來衛生部組織了科學調查委員會，調查霍亂暴發原因。1855年7月14日提交的調查報告指出，“經過仔細的詢問，我們認為沒有理由堅持這種信念。……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從該水井喝水的居民是否比從其他渠道喝水的居民遭受的損失更大”。不過，當地國教會的一個牧師亨利·懷特海德卻意外證實了斯諾的觀點。經過實地調查，懷特海德發現，寬街泵井距離一個老的污水坑不到1米，而這個污水坑已經滲漏；兩處間的泥土，用棍子輕松一捅就通了。他還找到了霍亂暴發的“源頭”：離泵井咫尺之遙、寬街40號的一個嬰兒感染霍亂。其母親把清洗嬰兒尿布的污水，倒進了這個漏水的污水池，污水滲漏到井水，從而引發了斯諾所說的“該國有史以來最可怕的霍亂”。由此，懷特海德成了斯諾的堅定支持者與摯友。

1866年，倫敦再次發生霍亂。調查委員會的成員、之前反對斯諾觀點的流行病學家威廉·法爾通過數據發現，與西區相比，倫敦東區使用老福特儲水庫的居民死亡率非常高，確認東倫敦自來水公司為污染源，呼吁民眾飲用煮沸過的開水，避免了倫敦東區更大災難的發生。這樣，威廉·法爾也從斯諾理論的反對者變成了支持者。

1883年，德國的羅伯特·科赫醫生分離出霍亂弧菌，并確定霍亂只能通過不衛生的水或食物傳播。至此，霍亂是通過水傳播而非瘴氣傳播的科學知識才確立起來，斯諾的經驗理性最終獲得了科學證明，后人尊稱其為英國“流行病學奠基者之一”。今天，倫敦不僅在寬街（今天叫Broadwick街）有一家以約翰·斯諾命名的酒吧，酒吧對面還建有紀念性的泵，基座上銘刻著他的事跡，以紀念其在預防霍亂方面作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