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碑記所見西北地區城鎮形態演變與城鎮社會變遷（1368—1911）”負責人、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筑城碑記是城池建筑與修葺過程中，各地所建的功德碑與大事記，大多由地方政府邀請當地名人記事。由于碑記多系親歷者所述，記事翔實，內容可靠，史料價值較大，可謂城池修筑的第一手資料。筑城碑記或摹勒刻石，以碑刻存世，或撰成文章，以文獻保存，對研究中國城池發展史、城鎮形態以及城鎮社會變遷都有極重要的史料價值。

明清兩代遺留下大量筑城碑記

我國西北地區長期以來是絲綢之路交通往來的主動脈，這里很多區域農牧交錯、民族眾多，各類人員間的貿易、交流頻度高。出于防衛的需要，大多聚落筑有城墻。民國時期秦翰才曾記述，“便是一個平常的村鎮，也往往建有很好的城垣。原來西北自古是邊塞，為防異族的侵入，攻守之具不能不力求完備”，筑城就成為聚落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這里的聚落城墻厚，結構復雜，攻守之具完備，再小的堡寨也將筑城視為聚落發展的一件大事來做。因此，西北地區遺留下大量筑城碑記，主體為明清兩代。據現有資料統計，能夠完整保存于世的明清民國碑記共計267篇。其中多數為碑石，但由于歷年戰亂、兵災，毀佚嚴重，目前留存于世可以收集到的碑石僅31方，其余多數保存在各府縣地方志或個人文集當中。目前，從個人文集及地方志等文獻能夠整理出相關筑城碑記仍有236篇。如果按省域分區來統計，碑記數量最多的為陜西省，共計140篇；甘肅次之，共計97篇；青海11篇，寧夏13篇，新疆6篇。這些整理出來的碑記資料，大多具有時代的連續性，且均可以翔實復原地理定位，是串起近六百年絲路大道——西北區域城鎮與村寨網絡的重要歷史資料。

近代西北地區經濟與社會總體格局大抵奠基于明朝。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于廣袤的西北地區建立陜西布政司、都指揮使司與行都司。督指揮使司與行都司實行衛所建置，半軍事化管理。伴隨州縣、衛所建置的完善，西北地區人口、交通與聚落不斷完善。據《明史·地理志》統計，明代陜西布政司下轄8府21州95縣，除此之外尚有陜西都指揮使司，下轄實土10衛5千戶所，大體包括今天的陜西、寧夏兩省區及甘肅東部地區。陜西行都司的前身為洪武七年（1374）設立的西安行都司，至二十六年（1393），行都司的轄區才基本穩定下來，擁有12衛、4守御千戶所。

筑城碑記記錄諸多社會歷史材料

明代衛所分布較廣，聚落大抵以城、鎮、堡、寨為主。據不完全統計，僅今榆林境內長城沿線的較大堡寨就有39個，寧夏衛較大堡寨88個，固原衛45個，其他鎮衛數量都不少，清代雖有發展，但基本結構繼承明代。這些以城墻為標志的聚落構成西北地區的社會基礎，西北筑城碑記對這些歷史坐標記錄完備。

（一）明代西北筑城碑記最具特色的要數甘寧青三省區，今天能統計到的共計67篇。這一區域在明代主要以衛所建置為主，多數城池修筑與衛所營堡構建相始終。在現存的明代碑記中，很大一部分是衛所營堡筑城碑記。如青海省：嘉靖年間都御史許宗魯撰著的《重修西寧衛記》、萬歷四年（1576）參議張問仁撰著的《重修西寧衛城記》，是對西寧衛城二次重修的詳細記錄。以其與萬歷年間馬自強撰著的《固原鎮新修外城碑記略》、同期崔鏞撰著的《磚修榆林鎮城記》相互參證，可以看到明代鎮衛城池修筑的一般規模、基本結構與背景信息。而蘭州市區等地保存下來大量營堡修筑的碑記資料，包括修筑金城關關城、西古城、哨馬營、大岔口堡、三眼井堡、永泰城等長城附近的關城與堡城。這些碑記詳細記載了城堡的修筑時間、地點、規模、過程、當地的地理環境與軍事地位，是難得的研究明代軍衛的一手資料。

（二）筑城碑記多具有連續性，將這些連續的碑記綴連起來，就成為當地城鎮發展、社會結構復原的一個基本依據。如今甘肅天水市，明清兩代共留有筑城碑記7方，從西寧衛到西寧郡，共留存筑城碑記4方，慶陽5方，陜西的鄜州（今富縣）4方、榆林7方。

以明清時期秦州（今甘肅省天水市）為例，7方筑城碑記分別撰著于明嘉靖（2方）、萬歷時期，清順治、同治、光緒以及民國時期。這7方碑記對城池修筑的過程、規模、用料等都有較詳細的記錄，歷次增修所體現的城鎮職能分區記述尤詳。據這7方碑記我們復原如下：秦州古名成紀，位于今甘肅東部，渭河及其支流橫貫其中，農業與交通都比較發達，因此開發歷史久遠。宋以前此地即建有一系列堡寨，元末多毀。明太祖洪武年間修筑秦州衛城，城址建在渭河支流藉水河谷的北岸，也就是后來的“大城”，衛城之內以儲軍，隨著地域經濟開發，吸引了周邊民戶定居，民戶聚居體首先在大城的西側形成，且多從事商業貿易，至明中期，以至西郭之民“倍于城”。這樣就形成大城之內以軍衛人口為主，而西郭主要集中民商之人的城鎮發展格局，秦州的經濟重心也自然匯集于西郭。

嘉靖年間，蒙古軍隊一度攻入蘭州西郭，“秦隴之間戒嚴”，于是秦州開始增筑西郭城，至明末形成東西五城，分別為大城、中城、東關城、西關城、小西關，小西關內建有規模宏大的伏羲廟建筑群，因此也稱伏羲城。由秦州城市格局的變遷來看，從衛所到州縣，由五城職能各異，至統一的天水市建置，這中間的變遷既反映了地方行政制度的變化，也是經濟發展作用的結果，對于研究明代軍衛制度、清代人口職能分區、抗戰內陸經濟發展都有參考價值。

（三）清代西北筑城碑記從數量上統計略多于明代，由于此時西北地區不再是邊防重地，州縣設置取代了明代的衛所建置，各州縣經濟與社會管理整齊劃一。因此，各縣的修城記也很整齊，時代特征很明顯。與明代相比，大規模的城池建設工程少了很多。清代西北地區州縣修城的頻率增加了，但工程量多數減少，持續維護是主要的修筑方式。這樣，維護城池的資金來源也形成多種渠道。士紳與官商捐資成為修城的重要資金來源，留下了大量商戶捐資的歷史資料。這些資料對研究西北地區城鎮經濟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甚至有些村堡都留下了這樣的商業史資料，十分難得。

（四）筑城碑記所記城鎮資料結合堡寨定位、遺址、考古文獻，我們已將之建成城鎮歷史地理信息（GIS）數據庫，為未來該地區城鎮發展與遺產保護都將提供非常重要的數據支持。

城鎮堡寨是這一地區非常重要的聚落形式，這些聚落實體構成了區域社會的基本結構，也是絲綢之路沿線經濟實體最基本的外在形態。而筑城碑記是對這些經濟實體成長過程最詳細的記錄，將它們串聯起來，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這中間的政府運作、民間投入、人口遷徙、交通構建、經濟成長，這也是絲路沿線社會文化形成的歷史寫照。通過運用如今的地理信息技術，甚至可以精準地將它們復原到地面之上，成為研究絲綢之路社會變遷非常寶貴的一手資料。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