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項目“文人群體與現代天津的文化空間”負責人、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文化協同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部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京津冀地緣相接、人緣相親，地域一體、文化一脈，歷史淵源深厚、交往半徑相宜，完全能夠相互融合、協同發展。” 北京、天津、河北地域臨近、人文相通，在歷史淵源、城市發展、文化結構等方面具有互相影響的緊密關系。但長期以來，人們更重視北京的首都地位，而將天津當作北京的“畿輔”。事實上，從晚清至民國時期，現代天津逐漸形成了獨特的城市氣質和文化氣度，并在與北京、河北等地的交往交流中形成創造性合作方式，從而為區域協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值得引起研究者的關注。

城市的文化氣度往往是物質結構和人文精神的集中體現，天津也是如此。古代天津被稱作“天津衛”，是北京的附屬，經濟、政治、文化發展在相當大程度依附于北京，尚未形成獨立鮮明的城市風格。直至近代，天津因為地理位置原因被列為通商口岸，成為了內外經濟溝通、中西文化互生的要地：“中外互市，華洋錯處，輪艘懋遷，別開生面，為北洋通商要地。” 庚子事變后，西方列強更進一步虎踞天津加快租界建設，與此同時，華界直隸總督袁世凱也有意效仿租界發展規劃建設新區，天津由此形成“租界與老城”共生共存而又對峙的“雙城”格局。1928年，隨著民國政府遷都南京，天津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商貿經濟快速發達，一躍成為“華北商業中心”；政治地位也得到了顯著提高，被民國政府設為“特別市”，與北平地位相同。政治與經濟的發展提升，推動天津文化發生了重要變化：一是天津文人不斷提升文化自信，二是天津自身的文化吸引力日漸增強。中西、新舊等多種文化力量匯聚天津，各自以獨特的方式積極參與城市文化建構，并在主導話語權的相互較量中，逐漸塑造出了全新的天津城市意象。人在城中，城在人心里，人與城的交流互動，構成了現代天津的獨特氣度，進而影響了其與北京、河北等地的人文交流與文化合作。這些有組織、有認同、有影響的“天津性”文人群體主要有以下幾類。

一是以嚴修為代表的傳統文人群體。天津城市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受生產生活方式、教育教學體制、媒介文化傳播等新式文化的影響，傳統文人的言說空間被大大擠壓。然而，他們并沒有就此退出天津的政治、經濟舞臺，反而是利用其社會地位繼續起到重要影響。嚴修等組成“城南詩社”，追懷“高雅”文化傳統，匯聚并形成意識強烈的鄉土文化認同，同時以“實用”觀為指導，將有限資源投入天津的現代化建設中，使傳統文化在現代城市發生適應性的功能轉變，并在城市物質空間中為傳統文化爭取到“一席之地”，成為天津城市現代化發展中獨特的“中國經驗”。

二是以《北洋畫報》編輯群體為代表的新式報人。天津租界工商業發達，由此產生了一批受過西方新式教育，就職于現代金融企業的新興階層。有趣的是他們對電影、舞廳等“洋娛樂”方式并不感興趣，而是普遍青睞于傳統戲劇。《北洋畫報》編輯群體抓住了新興階層這一特點，強調畫報的藝術標準與“以興趣寄托精神”的理念，試圖通過塑造“典雅”的“坤伶”形象，提倡與制定美學規范，培養與指導藝術趣味等方法，引導社會中上層階級的審美追求。在新式報人的引導下，天津中上階層接受京劇這樣既有區隔性又符合其文化品位與身份地位的娛樂文化，形成天津“曲藝之城”的城市文化意象，并逐漸深入人心。

三是新式教育培養的天津新文化人。天津新式教育起步較早，以洋務學堂為主，擁有不少獨具特色的學校，如法工結合的北洋大學、“允公允能”的南開大學、開女子教育先河的北洋女子師范學堂等。這些學校培養出的一批新文化人，巧妙結合現代天津對戲劇演出的偏愛，尋找并開辟了一條與北京、上海等城市不同的、以話劇進行新文化傳播的道路。如長期活躍的南開新劇團，該劇團自創劇本并頻繁演出，早期以描寫天津世態人情為主，張彭春加入之后，塑造了“用非所學”的留學生形象，引導社會關注新文化知識者這個新興群體。南開新劇團還利用禮堂為舞臺、采用新式布景等一系列方式，培養了一批懂話劇、會欣賞、遵守劇場要求的現代觀眾，從而形成了獨特的新文化傳播空間。

四是天津的通俗小說家們。得益于城市日益發達的商貿往來，天津人口“五方雜處”，主體則是華北各地農民，由此形成了濃郁的通俗文化特色，涌現出戴愚庵、李燃犀、劉云若等一批通俗小說作家。他們往往偏好描寫“南市”“三不管”等城市貧民區，著重描寫世俗風情與市井娛樂，展現天津底層民眾的日常生活、情感世界和心理狀態。特別是劉云若塑造了一批具有鮮明“津味”的人物形象。他說：“把一切可驚可懼可怒的事，完全使之‘歸哏’。”“哏味”高度概括了見多識廣的天津人對世事人情皆付諸嬉笑怒罵的態度，而這正是現代天津城市的“俗”文化內涵。

天津不同的文人群體就這樣共生共存而又獨具風格，共同想象并建構出了一個色彩斑斕、紛繁駁雜的天津城市意象：既典雅傳統又新潮現代，既市井通俗又銳意先鋒。這種文化氣度不僅影響了現代天津城市的發展，更深刻影響了京津冀的交往交流，成為關注和討論京津冀區域合作發展的重要因素。現代京津的文化合作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俗”文化的共同記錄與書寫。晚清至民國初，京津旗人如王冷佛、蔡友梅、穆儒丐、徐劍膽、灌纓等，以京津報刊為陣地，創作了一批數量巨大的通俗小說。此后，張恨水、劉云若、王度廬等人更進一步借鑒吸收了海派通俗小說的創作風格與營銷方法，充分融合了風土人情、世俗典故，廣獲讀者歡迎。京津通俗小說家們以“眼光向下”的啟蒙觀念，運用純熟鮮活的京腔津味，真切記錄了現代城市變遷中的思潮涌動、生產生活和文化更迭，通過構建溝通知識分子與底層民眾的“感性共同體”，為現代文學語言轉變提供了有益借鑒。

二是對“雙城”差異文化空間的充分利用。天津租界“法外之地”的獨特政治環境和相對穩定的社會文化環境，為現代報業的發展提供了便利。京津報人大多利用這種便利，大力發展現代報業，較好地實現了啟發民智、傳播文化、參政議政的作用。“五四”之后，左翼政治文化力量在京津興起，因北京政治文化環境嚴格受控，于是紛紛將陣地轉向天津租界，出版了機關刊物《當代文學》，并在《大公報》《益世報》《庸報》等各大報紙上，不斷推出左翼文學作品，使左翼美學思想得到廣泛傳播。

三是分工合作資源互補。北京有強大的學院智力資源，而天津則有面向全國影響力的報刊。兩者分工不同，但又能互相包容，形成了京津文化合作的示范性模式。如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在設立之初就有意借用北京文化力量，聘請吳宓當主編。然而吳宓更專注于外國文學翻譯，與其大眾傳播報紙定位發生沖突。隨后，《大公報》改聘沈從文為主編，沈從文上任后，巧妙地挑起各種話題，引發“京海”之爭；繼任者蕭乾則進一步調動北京各種資源進行“炒作”，很好地擴大了《大公報》文學副刊的影響。這種學院文化力量與現代報刊大眾傳播的深度合作方式，正是一種文化資源共生共存而又交流互補的充分體現，促成了人們所熟悉的“京派”文學與批評的興起。

事實上，京津冀的合作遠不止以上所列，廣度和深度是一個值得深究的課題。源于北京學院文化理念、推出到天津商業實驗、落地于河北鄉土民間的文化合作模式，顯然是京津冀區域合作中值得重視并探索的。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