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病毒來襲，舉國奮起抗疫。宅居閉戶的日子里，必聞“窗外事”，且讀諸如《論語》之類“圣賢書”。《論語》中不乏直面病疫的鮮活事例，茲由“伯牛有疾”說起。《論語·雍也》載：“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疫情防控的日子里，反復品味其內涵，感慨于師徒情深，感動于其中所包含的尊重與關愛之心。

一

《孔子家語》《史記》明言：伯牛“有惡疾”。古之所言“惡疾”為何？《說文解字·疒部》釋：“癘，惡疾也。”《淮南子·精神訓》斷言：“冉伯牛為厲。”“厲”即“癘”，先儒以為“癩”，類似麻風病，或謂“大風”。《黃帝內經·素問》諸典籍描述患者癥狀大致為：氣不精，氣與人，骨節重，面色敗，皮膚傷，鼻柱壞，須眉落。遂可知，伯牛所患“癘”即“癩”，極具傳染性且為當時難以治愈，須隔離居住。

“癘疫”古已有之。癘疫一旦暴發，由于難以治愈而引發眾多病亡者。《周禮·天官》載，孔子所處的周代，“四時皆有癘疾”；唐人賈公彥就此疏曰：“癘氣與人為疫”。《公羊傳·昭公二十年》載有衛靈公之兄輒不被立為國君緣由，只因輒有“惡疾”，東漢經學家何休注此惡疾“不逮人倫之屬也”，即不能生育兒女，難行夫妻之禮。《易經·兌卦》即有“介疾有喜”之辭。“介”即隔，隔離患者以阻斷傳染渠道，以保他人性命。伯牛自知其疾有傳染之虞而苦不堪言，為確保孔子探視安全，也為避免恩師見狀過于傷感，故“不欲見人”，只讓業師從窗口探視。晚而喜《易》且讀《易》韋編三絕的孔子，深諳隔離之理，亦深明弟子倍受隔離之苦。

二

細讀《論語》便可略知：孔子養生有道，飲食自有戒律。如“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魯國大夫季康子饋藥，孔子因不清楚藥性而拒絕服用。《孝經》中孔子開宗明義，“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愛惜生命如此，自然愛惜自己。然而，當伯牛處境可憐且無助、孤寂而愁苦之心需要慰藉之時，孔子不可能避而遠之，何況其病情之重之惡亟待探知。義當所為，毅然為之。一生講仁愛重情誼的孔子，執意看望伯牛，走近窗戶，不忍視其慘容，從窗口伸進手去，慈父般地拉著伯牛那枯瘦乏力的手，其微弱的脈息，讓孔子頓覺回天乏術，愛莫能助，唯有心痛而無奈的哀嘆：“亡之，命矣夫！”

通觀《論語》，孔子探視有疾者的記載唯此一處。愛徒顏回死，“子哭之慟”，也未見病重探視的描述。《論語》惜字如金，在“伯牛有疾”處不惜筆墨，耐人尋味。在古代社會，人一旦患了“惡疾”，就被視為不潔，就會受到厭棄，人們避之不及。若婦女染上“惡疾”，就成為“七出”理由之一。“惡疾”帶來的“身體發膚”毀傷，則成為不可饒恕的“孝道”缺憾。就此而言，孔子的出現，非同小可。孔子曾為魯國大司寇，辭官周游列國后，奉為“國老”，自稱“從大夫之后”，居然拖著年邁的身軀，冒著染病的風險與世俗的偏見，伸出溫暖的手，握向身患“惡疾”者之手。孔子之舉，看似平常的小動作，卻給深受惡疾之苦的伯牛以莫大慰藉。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疫情當前，敬畏生命為先，互愛互敬為要。但愿處于隔離中的人們和不幸染病的患者，自愛自重自強并得到他人的理解、尊重與關愛，獲得充分的尊嚴感，也莫忘感恩并致敬守護蒼生的醫者及所有防控疫情的奉獻者。

三

面對因癘疫而隔離的愛徒，背負著“亡之”之痛，孔子與伯牛依依惜別，連連發出悲嘆：“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其哀傷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如今讀來宛如眼前。

伯牛即冉耕，因字伯牛而世稱“冉伯牛”，尊稱“先賢冉子”，春秋末魯國陶（今山東菏澤市定陶區）人，少孔子七歲。《論語》言及伯牛僅兩處，并無其本人只言片語，但透過典籍可略尋其身世履歷。《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稱冉雍乃“伯牛之宗族。”據《冉氏族普》，相傳冉氏是黃帝長子少昊之后裔，周文王之子武王封叔振鐸為曹國君，都城陶丘（亦今定陶），傳十四代至冉離，世居“菏澤之陽”，以牧為業，人稱“犁牛氏”。“離娶顏氏，生長子耕，次子雍。”伯牛與冉雍兄弟共同從學孔子。孔子稱冉雍為“犁牛之子”。孔子自稱“吾少也賤”，亦有榮耀的先祖，后家道中落。孔子與伯牛均具同情憫人之心、質樸勤勉之品、謹慎待人處事之道。孔子與伯牛既有師徒之誼，又為仕途同道之人。據《文獻通考》載，魯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中都宰孔子因政績顯赫而晉升魯國司空，同年升任大司寇，45歲的伯牛便接任中都宰。伯牛師法孔子，以仁惠民，以德化民，講信修睦，深得民心；后隨孔子周游列國，廣施教化，深受尊敬。天妒英才，伯牛伴隨孔子周游列國歸來便罹患惡疾。

伯牛出眾的德行最為孔子所贊賞。《論語·先進》載，孔子晚年談到弟子優長時，將伯牛列為“四科十哲”之德行科：“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孟子·公孫丑上》也稱伯牛“善言德行”，其德行“具體而微”。《白虎通義》《孔子集語》《論衡》紛紛稱贊伯牛“危言正行”，為人端莊正直；“節小物”，善于處理日常事務；不僅堪與顏淵、閔子騫相提并論，而且“圣人可勉成”，已達稱“圣”程度，只是未若孔子那樣博大精深。伯牛因其德行出眾而贏得后世推崇，配享于孔廟大成殿。此可謂“生則命寡，沒則道宣”。

眼見志同道合、德行賢能卻患兇疾的得意弟子不久于人世，孔子發出“斯人”“斯疾”的連連哀嘆，既嘆其命運，更惜其賢才，其痛心疾首，不亞于喪子之痛，也不亞于顏淵死時“天喪予！天喪予！”之嘆息。孔子善待弟子若此，對朋友哪怕是陌生人或弱勢者也莫不善待有加。《論語·鄉黨》載，有朋友去世，得知沒有親戚斂埋，孔子說“于我殯”，主動為其送終；孔子遇見身著喪服者，遇見盲人，即便年少也會起立，走過其身旁時必趨而過之。若食于有喪者之側，孔子未曾吃飽過，并于當日哭而不歌。其惻隱之心若此！孔子以“悲天憫人”的情懷，“為仁由己”的擔當，躬行《禮記·禮運》中自己倡導的“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之宏愿。

數千年人類文明史，不時有瘟疫肆虐，人類與瘟疫病毒的較量從未停息，或將繼續。醫學“妙術”固然是戰勝病毒之利器，而百姓“仁心”尤不可缺席。愿疫情中的普羅大眾，依于仁義，患難與共，同舟共濟；愿蕓蕓眾生，居安思危，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作者：于建福，系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國家教育行政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