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深入推進，我國經濟社會發生了廣泛深刻的變革，與城鎮化、信息化、國際化趨勢相伴而生的社會風險也日益明顯。如何應對公共危機和不確定風險，是對國家治理能力的極大考驗。由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信息社會的發達，每個公民都更有意愿也更有條件參與危機治理，這就要求政府在引領和主導危機治理過程中采取新的思維框架和方式，整合、激發和調動公民社會責任感，形成政府與公民的良性有效互動。

在公共管理領域注入社會化的價值理念，可以改善并超越傳統刻板固化的科層制體系，推動治理體系的目標明確化，提高治理效率，進而增強政府對外部條件變化的回應性。在政府全能模式下，人們很少從實質層面研究政府與公民互動問題，社會與政府之間一直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但隨著經濟社會化發展，治理社會化成為國家治理不可忽視的因素，政府作為國家代表和實現形式，在社會領域越來越多地體現并實現國家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加之網絡信息技術的變革，政府與公民的關系有了更加融通的橋梁，并出現加速耦合的趨勢，在政府治理過程中凸顯公眾參與成為基本趨勢。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加強政府與公民互動既體現著人類基于實踐行動的話語邏輯，也體現了對政府與社會二分法則共識的尊重。

在政府與公眾的互動關系中，政府無疑居于主導地位，應該主動與公民溝通，主動創造公眾參與的條件，主動推進良性互動機制的塑造與形成。這不僅是重要的學理問題，更是重要的實踐問題。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隨著中央統籌指導力度的加強，社會組織、志愿者等大量有序參與，為整個疫情防控作出了重要貢獻。這種參與不僅直接助推了防控進程，減輕了黨和政府的壓力，而且推動形成了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社會氛圍，凝聚了全體人民命運與共的團結意志，激發了匹夫有責的家國情懷，這對于增強黨和政府公信力、國家向心力、民族凝聚力的意義尤為重大而深遠。

進入新時代，我們越來越認識到，社會治理應是在黨的領導下，政府、社會組織、公民以及各方良性互動，為促進社會協調運轉的共同治理。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這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指明了方向。共建，即共同參與體系構建，社會治理不只是黨委和政府的責任，也是市場主體和社會各方的責任；不再是簡單的管理與被管理、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而是社會各方主體平等協商、合作互動的關系。共治，即共同參與社會治理，充分發揮各級黨委的領導核心作用，強化各級政府的主體責任，增強社會各方參與社會治理的能力和活力。共享，即共同享有社會治理成果，更好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體現了對保障全體人民參與社會建設、國家治理權利的重視，對全體人民共享治理成果權益的維護。這有利于形成多元主體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協同共進的社會治理局面，有效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我們應堅持和發展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制度優勢，創新和完善多方參與社會治理的政策體系，構建群眾參與的平臺和載體，拓展群眾參與渠道，完善群眾參與權利，最大限度調動群眾參與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形成社會治理整體活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無與倫比的制度優勢，中華民族有和衷共濟的民族精神，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有力領導下，可以有效協調各方、廣泛動員群眾。通過不斷加強制度建設，能夠越來越充分地保障公民以主體性的姿態參與社會治理、危機治理的各環節，實現公民從應急式參與到全程式參與的跨越，提升公眾參與治理的有序性、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