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疫情狀況正在改善，各地政府一方面采用多種措施減少企業短期損失、維持企業存活，另一方面也采取措施抓緊時間復工復產。等到疫情結束之后，只要恰當運用調控政策來調整預期，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就是可控的。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疫情使得人與人的接觸成本提高，使得很多依賴人員接觸才能實現的經濟活動受到很大影響，而為了緩解這種短期沖擊，政府和企業都采取了各種措施，一些措施如果可以在疫情結束之后“常態化”，將改善長期經濟增長效率。

網絡空間集聚替代地理空間集聚，節約稀缺的土地資源，提高資源使用效率

由于疫情提高了人與人接觸的成本，因此需要“地理空間集聚”的一些經濟活動，如旅游、餐飲、影院電影、線下娛樂以及部分超市服務受到的沖擊首當其沖，為了緩解這種巨大沖擊并降低損失，相關企業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線下服務線上化，“網絡空間集聚”取代部分“地理空間集聚”。比如電影《囧媽》和《肥龍過江》從線下影院放映轉為線上網站放映，其中《囧媽》制片方獲得6億人民幣以上的收入，這對制片方來說相當于18億元的影院票房，幾乎沒有什么缺失；一些影院開始將爆米花制作原料的存貨以及其他食品存貨通過線上微店銷售；線下餐館開始主要接線上外賣訂單，有的也開始賣蔬菜，也有的開展“直播+外賣”的銷售模式；一些線下娛樂場所探索開展“云蹦迪”業務；此外，在線醫療、在線辦公、在線教育也迎來發展機遇。短期看，這些做法是為了應對疫情沖擊，但是也從另一側面使人們發現其實很多活動，線上解決起來可能效率不低甚至更高。

長期看，如果在疫情結束之后，這種“網絡空間集聚”替代“地理空間集聚”的現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維持，就可以從本質上節約土地資源，降低成本；在某些情況下還使得原本支付給土地的“租金”報酬轉化為支付給勞動力的“工資”報酬，這對于增加就業機會，增加普通勞動者報酬是有重要意義的。舉個例子，當人們更多從超市現場購物轉為網上購物時，超市可能就不再需要那么多店面——尤其是人流密集的高租金店面——來展示和貯存貨物，而需要更多的快遞勞務人員來負責送貨，此時部分土地的租金就可能被節約下來，并最終轉化為快遞人員的勞動報酬，這對于一個經濟體長期保持經濟活力是有利的。

這次疫情過程中，網絡空間的“線上服務業”迎來發展機遇，這是因為突如其來的疫情有可能對人們的線上服務需求偏好產生影響，讓消費者線上轉線下的“轉換”和“學習”的機會成本下降，如果可以促成某種消費習慣，那么這種短期沖擊的影響就可能成為提升長期經濟運行效率的機會。

政府為幫助企業復工復產，服務效率的提升，有可能轉為長期營商環境的改善

營商環境歷來重要，但是在當下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顯得尤其重要。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提高，和全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典型的勞動力豐裕型的經濟體，而開始展現出資本豐裕型經濟體的特征。此時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作為資本所有者的企業盈利不再像資本稀缺時代那樣容易，這將影響到投資者的預期和積極性，進而對整體投資活力也有所影響。雖然中國具備國內市場規模巨大、產業體系完備、發展潛力巨大的重要優勢，但是在這樣一個轉折時期，企業可能仍然會感覺到“錢不好賺了”。另一方面，高質量發展階段所需要的創新，需要有更多企業進行試錯來實現。當勞動力、土地等基本生產要素的成本開始提高時，降低企業經營成本的重要渠道就是改善營商環境，降低企業經營的制度成本。可以說，此次疫情為營商環境長期改善提供了一個試驗場。

此次疫情突如其來，導致很多企業經營成本一下提高到“非常規水平”，比如不少企業面臨員工無法順利到位、物流不夠通暢等很多具體問題。若要使經濟發展不至于受到太大的影響，就必然需要降低營商成本。比如在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各地的確出現了一些改善營商環境的具體做法。北京、上海細化了惠企政策。1月剛裝修好的餐飲店面臨開業，按以前的規定，還需要市場監管部門進行“現場核查”。而根據現在的措施，企業通過互聯網提交了視頻，很快完成了審核。江蘇省江陰市為推進企業有序復工復產，政府開辟綠色通道，位于江陰市的江蘇揚子江船業集團上午把材料通過微信發給江陰公證處工作人員，下午就得到通知說可以取證。可以說，在疫情之下，無論是政府辦事效率還是遠程審批技術的應用，都可以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這種改善營商環境的“壓力”，在非疫情期間很可能感受不到，很多具體的想法和做法也不會出現。此次疫情帶來的“外生沖擊”相當于一個“準自然實驗”，驗證我們在企業的常規經營成本急劇上升的時候，營商環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迎接挑戰，也驗證各級政府部門能夠多么迅速地改善營商環境。一些改善營商環境的具體做法如果可以在疫情結束之后長期保留并拓展到更多領域，就可能成為一個長期的利好因素，提高經濟社會運行的長期效率。

疫情使人們體會到逆全球化的成本，有可能長期利好全球化

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額已達到28%以上，接近美、日、德三國的總和。數百種工業品產量位居全球首位。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也是120多個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也已經成為全球供應鏈網絡的中心，中間品進出口占到相當高的比重。根據世界銀行和聯合國貿發會議共同發布的“世界綜合貿易解決方案”數據庫，觀察全球近200個經濟體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中間品在全部進口中占比的中位數達到21.7%。疫情導致的中國工廠復工延遲，開始導致全球價值鏈運轉放緩甚至在某些領域停止，已經出現多個案例表明全球價值鏈運轉受到較大影響。現代汽車和雙龍汽車（韓國品牌）已暫停汽車生產，原因是缺少從中國采購的一種配線部件，而菲亞特-克萊斯勒則警告稱，歐洲可能出現供應中斷。科技行業也很脆弱，由于預期未來可能出現供應中斷，受中國供應商影響的公司股價最初承受著壓力。由于中國目前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使得這場疫情的影響超出了中國本身。很多國家也從中意識到全球價值鏈對于中國的依賴。

理論上預測，為了緩解疫情對全球化的影響，各國政府會想辦法降低貿易成本，這種現象已經開始出現。比如中國政府已經采取多種措施免除或降低進出口貨物港口建設費、貨物港務費、港口設施保安費等貨物貿易成本，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網站也于3月5日顯示對27家美國企業總計100多項進口中國的醫療相關產品進行了關稅豁免。此次疫情或許使人們意識到，全世界對于逆全球化的成本承受能力是有一個臨界點的，疫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對這種臨界點的壓力測試。無論出于什么原因，只要逆全球化的成本高到某個程度，人們就會采取措施緩解逆全球化的影響。如果此次疫情能夠讓人們意識到逆全球化的成本，并將疫情過程中采取的針對性措施維持下去，甚至采取力度更大的措施來推進全球化，那也算是疫情的短期之危轉為長期之機了。

（作者為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經濟學院副院長、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首都文化貿易基地資深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