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之后的一百多年里，鼠疫在英國基本銷聲匿跡。但是到了16-17世紀，鼠疫又開始暴發，并呈現出頻發態勢。據統計，1499-1500年、1517-1518年、1563年、1577年、1603-1604年、1664-1666年，英國都曾發生過不同規模的鼠疫。

鼠疫頻發給都鐸王朝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除了大量人口死亡外，還造成了經濟崩壞、社會失序、道德淪喪等問題。面對鼠疫，以巫術魔法為主的民間醫學與以古希臘羅馬醫學為主的正統醫學，幾乎一籌莫展。傳統上以教會為主的應對機制，因為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等對教會的壓制也變得難以為繼。在這種情況下，王國政府責無旁貸地承擔起應對鼠疫的責任，由國家主導應對疫病，亦即近代意義上的公共衛生逐漸拉開帷幕。

1517年底，英國遭受了鼠疫與英格蘭汗癥兩種傳染病的打擊，社會出現騷動，這在統治者看來，甚至會引發政治動蕩。1518年1月，由亨利八世授權，在重臣沃爾西主持下，樞密院發布了英國歷史上第一個官方的防疫文告，該文告的內容在今天看來就是隔離。與當時歐洲大陸其他國家一樣，這是一種不完全隔離，雖然要求感染疫病的家庭成員都要留在家中，但是如果迫于生計需要外出賺錢也被允許，只要手持白色木棍作為標志即可。在鼠疫發生的時候，這種寬松的措施并不能有效遏制疫情的蔓延，而且該文告中也沒有對違反法令者提出具體懲罰措施。

1577年，惡性傷寒在英國暴發，兩個大法官和幾個貴族因此喪命，引起樞密院的警覺。與此同時，鼠疫又在個別省份發生。國王的御醫阿德爾梅爾向首席大臣塞西爾遞交了關于防疫與救助窮病人的提案，指出英國防疫中存在的缺陷，希望盡快改革。于是，在1578年，王國政府又重新頒布了防疫法令，通過控制疫區人口的流動來阻止鼠疫的傳播。該文告因其內容的具體和嚴格被視為英國防疫史上里程碑式的文件。法令規定了相關人員的職責，其中尤以治安法官最為重要，他們要負責征稅、安排執法者、定時開會商討對策、向樞密院匯報疫情等。法令再次明確了隔離的原則，只要家中有人感染了鼠疫，所有家庭成員必須一同居家隔離。患者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外出，未染病的成員如需外出必須征得治安法官的同意，并佩戴標識，隨意外出的話會被嚴懲。所有被隔離的人必須嚴格依照法令行事，違反規定的人會被送進監獄或被取消選舉權，甚至永遠失去在任何城市的自由活動權。隔離期間各家生活開銷由自己承擔，如果實在太窮無力承擔的話，就由教區代為支付。為了改變教區救濟資金不足的問題，從1578年開始，政府開始倡導各個教區為救助窮病人加征瘟疫特別稅。另外，法令還要求編訂死亡人口統計表，及時上報疫情，以便政府根據疫情制定對策。

當然，1578年的防疫法令還存在一些缺陷，例如，允許染疫家庭中非感染者外出可能會將瘟疫傳染給他人，被隔離者逃跑應該按照什么罪來量刑，由誰負責監督執行法令，法令執行者自身違反法令應該如何處理等，都沒有明確的規定。這一時段的疫情雖然不算嚴重，但持續時間久，直到1583年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倫敦，疫情有增無減。

1603年，倫敦再次發生規模較大的鼠疫。為了強化隔離以控制鼠疫的蔓延，1603年末1604年初，詹姆士一世召開第一屆議會并通過了“關于對鼠疫患者救濟和管理的法令”。這是由議會頒布的法令，被納入王國法令之中。法令加強了對染疫病人的隔離，也完善了對違令者的處罰措施。此時的家庭隔離已經是一種完全隔離，根據法令，家庭中若有人被感染，所有成員都必須待在家中，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外出，違反規定者將受到嚴懲。染疫的人外出游蕩將被沒收財產和剝奪公民權，可能判重罪甚至處死，沒有染疫的家庭成員若四處游蕩會被當成流浪者，受到鞭笞并被關押起來。據史料記載，1604年，圣·巴托羅繆教區一個叫亨利·羅斯的人，因為家庭成員染疫，房屋被封閉了，但是他跑到格林威治跟仆人住到一起，因此獲罪并被投進新門監獄的地牢里。這種對違法者處以重罰的規定，在西歐其他國家如意大利各城市共和國和法國是沒有的。

法令要求對染疫的患者進行救助，政府認識到只有通過救助，才能從根本上阻止患者四處活動傳播疾病，為此就需要資金支持。于是，從1603年底開始，政府責令為瘟疫征收的特別稅改為普通稅，增加到常規稅收中進行征收，不論是否有瘟疫發生，堂區的所有居民都必須繳納，對于拒絕納稅的人予以處罰——被送進監獄且不得保釋。法令還規定，要為防疫的各個環節配備執法和工作人員，包括警察、治安法官、搜尸人、尸檢人、崗哨、護理者等，他們各司其職，以保證法令的執行，這些人的報酬由政府發放。

隨著政府對公共衛生的重視，以及民眾公共衛生意識的逐漸提高，作為防疫法中最為重要的家庭隔離，經歷了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從不完全隔離到完全隔離。最初，患者及其家庭成員只要手持木棍表明身份就可以外出，到1578年只允許染疫家庭中未感染者在佩戴標識的情況下可以外出，而到1603年，被隔離的家庭中，不論是已感染的還是未感染的，都不可以外出。隔離的管理措施也在不斷加強，從最初的松散隔離到后來的強制隔離——安排執行者、賦予執行者使用武力等。此外，法令的強化還體現在對違反法令者的懲戒上。1518年的文告只對違反法令的患者提出警告，并無明確懲戒措施，到1603年則對違反法令的感染者、未感染者、執法人員等都制定了相應的懲罰措施。

除了家庭隔離之外，政府還下令建立隔離醫院。例如在倫敦，1583年女王寫信給倫敦市長表達自己對隔離推行狀況的不滿，信中建議建立隔離醫院。由于資金短缺，直到1603年隔離醫院才完工。隔離醫院的床位有限，1665年倫敦大鼠疫期間，僅能容納300個病人，加上市政當局命令四座普通醫院臨時預留的300個床位，總共大約容納600個病人。但是在鼠疫發生時，每天死亡人數已超過300，患者更是上千。其他各郡無力建立隔離醫院，一般使用廢棄的修道院或麻風病院來安置需要被隔離的病人。

家庭隔離和隔離醫院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護健康者，但也盡力為患者提供醫療服務。政府和醫療界印發了很多預防手冊，指導人們如何做好預防工作，包括通風、清潔以及飲食清淡等非常具體的建議。在臨床治療上，一般由護理人員發放用來催吐或通便的草藥；手術治療的情況很少，因為存在較大的風險，當時留存下來的史料中沒有發現患者因為手術而痊愈的情況，卻發現因為手術而早早命喪黃泉的案例。因此，不論在家庭還是在隔離醫院中，病人最后一般是自愈或者病死，一個家庭里最后全部感染的情況也有，但是隔離畢竟大大減少了將鼠疫傳染給其他家庭的可能。

為了隔離檢疫的順利進行，各郡、城市當局還實施了其他相應的配套措施。例如從16世紀末開始，發生疫情就會關閉劇院、禁止集會、學校放假等；視疫情輕重，決定是否關閉內河港口與海港、停止對外貿易等。為了更好地應對疫病，政府還頒布條例整飭環境衛生以及食品衛生，編訂死亡人口統計表等。在推行隔離防疫政策的過程中，隨著人們對公共衛生認知水平的提高以及政策執行力度的加強，民眾也由最初的不合作逐漸轉為接受和認可。

在16—17世紀應對鼠疫的過程中，英國逐漸建立了嚴格的隔離檢疫制度、疫情上報制度以及國家救助制度等，近代意義上的公共衛生體系初見雛形。當然，這畢竟是國家開始主導公共衛生的最初嘗試，其中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和完善，例如，沒有設立專業的機構主管公共衛生，嚴格隔離中令人詬病的非人道主義，因貧富差別產生的對社會下層的不公正對待等，這是之后需要不斷修正和完善的問題。通過這一時期公共衛生實踐的推進，英國也改變了之前在西歐國家中衛生落后的窘況，嚴格隔離等舉措更是成為日后西歐國家效仿的榜樣。

（作者：鄒翔，系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