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必須堅持一切行政機關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創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改革從行政審批改革切入，大量削減行政審批事項；此后，進一步落實事前—事中—事后管理原則，分類施策，大力推進“放管服”改革。黨的十九大以來，中國政府更加注重解決體制性深層次障礙，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有效化解了一批結構性矛盾，在諸多領域實現了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例如，各地產生了諸如“一站式服務”“一窗受理，集成服務”“最多跑一次”“不見面審批”“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接訴即辦”等制度或實踐，這是加強全面深化改革頂層設計和尊重基層首創精神相結合的產物。再如，通過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有力激發和釋放了市場主體活力。世界銀行發布的《2020營商環境報告》顯示，中國營商環境排名由2018年第46位躍升為2019年的第31位；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形勢下，新登記市場主體數活躍，外資仍保持適度增長，數字經濟、創客經濟、孵化器企業、人工智能、5G應用、平臺經濟等具有創新意義的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快速增長。

在豐富密集活躍的實踐中，中國政府通過打造一個良好政府來實現國家的良善治理，通過不斷賦能、試錯、迭代、總結、制度化，為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值得認真總結。

第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問題為導向，切實推進政務改革。

貫徹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中國各級政府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和結果導向相統一，大力推進政務改革。一方面，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著力解決一批居民部門最關切最直接最現實的民生問題。例如，推動教育經費進一步向困難地區和薄弱環節傾斜，實施健康中國行動，藥品集中采購試點擴展到全國，高血壓、糖尿病門診藥納入醫保；聚焦企業關切，弘揚企業家精神，著力營造企業部門更加穩定公平可預期的營商環境，實施“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降費。另一方面，同步記錄和系統梳理中國治理的問題清單，并將之轉化為國家治理的任務清單，努力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具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有感服務”。與此同時，憑借制度優勢，總結正反經驗，通過改革攻堅，集中力量、密集試點、循序漸進，逐步疏解改革開放探索過程中積留的深層次問題，主動回答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對國家治理現代化提出的前置性問題。

第二，堅持底線思維，創新政府治理方式，打贏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

中國政府遵循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積極應對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的“三期疊加”局面，不斷適應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集中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始終保持對潛在風險的警惕性和緊迫感，著力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各級各部門深入踐行新發展理念，在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上把握“精準拆彈”與“舉一反三”的關系，用大概率思維應對小概率事件。例如，不遺余力推動政府治理的體制機制創新。把問題導向、危機驅動視為系統發展、創新機會和革新動力，努力提升制度化水平，消除由于放、管、服任何一個環節不到位而可能造成的治理風險和穩定壓力。再如，不失時機推動社會治理的健康育成和力量壯大。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的同時，更加注重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把握和運用市場化法治化原則，全力推動風險防范化解處置工作成為全社會行動，合力筑牢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人民之堤。

第三，堅持以服務為核心，整合系統資源，強化系統功能。

面對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等一系列深刻變化，中國政府堅持“全面”和“深化”改革，并著力處理好以下幾對關系。其一，改革的頂層設計和分層對接的關系。注重從系統論出發推進各項改革，協調不同部門、不同政策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定位和功能，加強“一盤棋”觀念，防止顧此失彼，在多重改革目標中尋求動態平衡，使得各項改革相得益彰，發生“化學反應”，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其二，培育改革動能和增強改革動力的關系。傾聽各方利益主體聲音，尋求改革的最大公約數，匯集改革的澎湃動能，把蟄伏的發展潛能激活。同時，沿著改革動力鏈條摸排堵點難點，克服機制性梗阻問題，增強改革的活力動力。其三，謀劃長遠和立足當下的關系。既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著眼千年大計謀劃國家大事，又注重從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出發，從老百姓身邊事改起，不失時機推出一批切口小、見效快的政策性創新，傾斜解決民生領域的操心事煩心事，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四，堅持以經濟改革為重點，充分賦能放權，鼓勵和尊重基層首創精神。

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使各方面體制改革朝著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方向協同推進，同時也使各方面自身相關環節更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提出的新要求。”改革進程中，中國政府著力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努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的問題。基層一線處在市場經濟前沿，遇到問題和困難最早，發現改革路徑也最早。中國政府認真汲取改革開放40多年的經驗，鼓勵和尊重基層創新，各級政府根據創新案例和實踐，形成戰略構想、發展規劃、政策舉措和改革方案。比如，國務院辦公廳連續3年組織開展督查激勵工作，每年都對相關工作“含金量”“含新量”高的200多個地方予以通報表揚和重點激勵，為全國基層治理創新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備選樣板”。

第五，堅持優化營商環境，構建企業家參與涉企政策制定的體制機制。

企業家是經濟活動的重要主體，是改革開放的重要親歷者和推動者，也是服務型政府的重要工作對象。新時代，為了進一步構建親清政商關系，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國政府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營造各類市場主體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政策環境、法制環境，并注意增強涉及民營企業政策的科學性、規范性、協同性，提高政策的穩定性、透明性和可預期性，推動政策落地、落細、落實。堅持“客戶導向”思維，搭建經常聽取企業家意見建議的渠道，建立健全企業意見處理反饋的閉環機制，同時還構建多層次的政策宣傳解讀體系，健全政策評估調整程序等。以國務院為例，每季度研究經濟形勢的常務會議都要組織專家和企業家參加座談，各重點行業企業和小微企業代表都能順暢反映情況，使得國家能不斷地推動涉及市場主體的問題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者交匯，將市場較為急迫的吁求在現有治理框架下較為順利地轉化為改革現實成果。

第六，堅持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目標，優化政府職責體系。

政府職責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要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政府職責體系也必須與時俱進，與新時代中國發展的要求相適應。中國政府扭轉以GDP為主要衡量標準的政績觀念，牢牢把握和踐行新發展理念，并在激勵機制上下功夫，防止“文牘主義”、形式主義與腐敗行為，激活蘊含在每一個社會成員身上的創造精神。例如，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將2019年作為“基層減負年”，在整治文山會海、改變督查檢查考核過多過頻過度留痕現象、完善問責和激勵關懷機制等方面提出了務實管用舉措，一定程度上給各級領導干部“松綁”，讓他們有機會從忙于“淺表留痕”到“深度思考”，更好服務人民。同時，各級政府還不斷夯實經濟社會監測預測預警責任體系，健全各司其職又密切協同的政策協調落實機制，進一步提高治理的科學化現代化水平。

總之，中國政府堅持老百姓關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進什么，通過理念、制度、政策、手段的綜合變革，不斷創造適應國情的新經驗，豐富了“中國之治”的博大內涵。

（作者：燕繼榮，系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