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聚焦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問題，全面系統闡述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意義、總體要求、總體目標，對堅持和完善13個方面的制度體系作出部署。這是黨的歷史上首次在中央全會上專門研究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問題，為中國未來發展提供了穩定預期和重要保證。當前中國的制度建構，是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歷史經驗基礎上的系統性建構，具有深刻的演化邏輯和科學的動力機制。

制度系統性建構是適應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發展方式變化的主動選擇。黨的十九大報告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作出科學判斷，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需求側看，需求者的偏好內涵、外延和結構都發生變化，人民的需要從物質文化層面，延伸到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和環境等層面。從供給側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迅猛，總供給能力大大提升，中國GDP占全球比重從1978年的1.8%上升到2018年的16%，原先普遍落后的生產力已經得到較大改善，許多領域的生產能力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供給結構還存在失衡，供給質量還不夠高，發展還存在區域性和結構性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要求發展方式從原先要素投資驅動的高速增長，轉向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的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是一個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多領域協同發展和高效互動的復雜系統，因此需要進行系統性、整體性的制度建構，而非分散式、探索式的自發演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從新中國成立后的持續探索中、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得來的。因此，制度系統性的建構是內生于社會實踐的歷史演化過程中，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踐理性。制度的理性建構與演化并不沖突。制度建構是基于歷史演化的結果，又是基于時代特征和對未來發展趨勢的科學判斷，進而作出的積極主動的應對與謀劃。制度系統性建構不是機械僵化的理性設計，相反，它給制度未來的演進和完善留有足夠的時間。當前制度系統性建構既是主動的理性設計，也是從歷史演化中得來的，并將進一步推動未來的發展和演進。

頂層設計與基層首創的良性互動和辯證統一是制度系統性建構與演進有機結合的基礎動力。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推動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良性互動、有機結合。“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現象主要源自頂層設計與基層首創的對立和脫節。頂層設計如果缺乏基層實踐基礎，就會抑制基層的活力和創造力。反之，基層探索如果缺乏頂層統籌和協調就會陷入無序和混亂。僅僅依靠民眾探索、自發形成的秩序，其合作半徑往往較短，而且自發秩序的形成通常需要經歷較長的時間才可能實現。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加強頂層設計是必要和重要的，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也是源自強化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的辯證統一。頂層設計為基層首創保駕護航，基層首創又推動頂層設計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由此可見，頂層設計與基層首創的良性互動和辯證統一是推動制度系統性建構與演進有機結合、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動力。

黨的全面領導是推動制度系統性建構與演進的根本保證。健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是制度系統建構的首要任務，必須將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由于制度系統性建構涉及眾多領域的制度建設與改革，統籌、協調、整合、推進各項制度改革與落實需要堅持黨的全面領導，這是制度系統性建構有效性的根本保證。當然，黨領導一切不是要包辦一切，其他組織必須在黨領導下各司其職，既充滿生機活力又保持安定有序地開展工作，發揮各自最大的效能。制度系統的不斷完善和演進同樣需要堅持黨的全面領導，要持續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水平，確保制度系統始終沿著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前進。

（作者：黃凱南，系山東大學〔威海〕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