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制度競爭是國家間最根本的競爭。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是為全面建設現代化強國所作的一個重大戰略部署。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要真正成為一個現代化強國，必須把制度建設提到更加重要的議事日程。能否實現制度現代化和提升制度軟實力，是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途和命運、關系中華民族能否實現偉大復興的重大歷史課題。

制度現代化是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

縱觀世界歷史，國家間競爭從表層上看是經濟的競爭、科技的競爭、軍事的競爭，而從深層上看則是制度的競爭。對于這個問題，中國近代史不啻是一個生動的例證。中國最初的現代化探索始于鴉片戰爭時，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中國人認識到了大清帝國“船不堅，炮不利”，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由此產生了洋務運動，致力于中國的器物現代化。甲午戰爭的慘敗客觀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又一批睜眼看世界的中國人痛定思痛，看到中國的落后不僅在器物，更在于制度。日本“明治維新”后迅速成為新的強國，而清王朝依然是腐朽的專制統治，從中切身感受到制度競爭的關鍵意義，由此引發了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這是近代中國從器物現代化走向制度現代化、提升制度競爭力的努力。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2000多年的君主制統治，但并沒有解決中國的制度問題，帝制復辟、軍閥混戰、政治腐敗、獨裁專制接踵而至，一個制度上衰敗的中國又遭到日本全面侵華，再次揭示了國與國之間競爭的實質。

我們常說“落后就要挨打”，問題在于究竟是什么導致了落后。近代中國史充分說明，是腐朽的制度造成了中國的落后，制度落后是最大的落后。理論和現實表明，制度現代化是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提出，針對的就是制度現代化和制度競爭力。一些人稱之為中國的“第五個現代化”，實際上這樣的認識高度還不夠，因為以往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現代化都屬于“器物”層面的現代化，而國家治理現代化則是把我國的現代化從“器物”層面提升到“制度”層面，是中國現代化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從量變到質變的大飛躍。

國家間的競爭最根本的是制度上的競爭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在制度建設上進行了艱辛探索，也有過慘痛教訓。鄧小平同志在1980年深刻總結新中國的經驗教訓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時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么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面，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

二戰以后社會主義陣營同資本主義陣營的競爭之所以遭受慘痛的失敗，根本原因是什么？蘇東劇變、蘇聯解體，癥結何在？單單用西方敵對勢力“和平演變”能夠說得通嗎？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深刻揭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制度問題，是因為當時的蘇聯和東歐與資本主義相比未能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再次說明了國家間的競爭，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最根本的是制度上的競爭。

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意味深長地指出，縱觀社會主義從誕生到現在的歷史過程，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全新的社會，在以往的世界社會主義中沒有解決得很好。馬克思、恩格斯沒有遇到全面治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后不久就過世了，沒來得及深入探索這個問題；蘇聯在這個問題上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實踐經驗，但也犯下了嚴重錯誤，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黨在全國執政以后，不斷探索這個問題，也發生了嚴重曲折。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進程中，我們黨不斷思考應當建立什么樣的國家治理體系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開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國家治理體系問題，強調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就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

以打造國家制度軟實力提升國家制度競爭力

上述分析表明，國家間硬實力競爭固然重要，但軟實力競爭更加深刻。目前人們往往把軟實力理解為文化的力量，并且經常以“文化軟實力”等同于“軟實力”。實際上，最早提出軟實力概念的約瑟夫·奈把制度也作為軟實力的重要內容，提出軟實力包括“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識形態和制度”。中國要提升國家軟實力，一方面要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尤其是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政治價值觀，使之成為國民的牢固信念和國家的行為準則；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視與這些核心價值相適應的一套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順應時代潮流，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必須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下更大功夫。”必須認識到，在目前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下，在世界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同時并存的歷史條件下，在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的特殊情況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開展的不僅是硬實力的競爭，而且是軟實力的競爭，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競爭。社會主義中國要在21世紀立于不敗之地，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的夢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具有世界感召力，不僅要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物質文明，而且要建設高度的政治文明，以打造國家的制度軟實力來提升國家的制度競爭力。

中國要具有強大的制度優勢，關鍵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這是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原則，也是新中國成立70年來政治發展的一條基本經驗。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我們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制度體系，而改革開放后則在此基礎上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力圖使一個“強國家”與民主政治和法治國家形成良性互動，這不僅符合早發現代化國家政治發展的一般時序，也顯示出了建立在這一發展邏輯上的制度優勢。這些優勢包括：國家能力強，特別是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總體效率高，能夠實現超常規、跨越式發展；國家自主性程度高，在較大程度上維系一個“中性政府”，基本不受利益集團的綁架。這些特點往往是西方國家所不具備的。弗朗西斯·福山曾說：秩序良好的社會離不開三塊基石：強大的國家、有效的法治和民主問責制。按照這一分析框架，西方的長處在于具有較好的法治和問責體系，但政府不夠強大。而中國的優勢正在于具有能力強、自主性高的國家，同時不斷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唯有如此，中國才能在國家制度競爭中勝出，從而顯示出強大的制度軟實力和制度競爭力。

（作者為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共上海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工程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