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世界”是20世紀末以來太平洋史研究轉型中出現的一種新路徑、新的歷史分析框架。它以太平洋水體部分為出發點，輻射覆蓋海流所及的周邊大陸、半島和島嶼，重點關注地理大發現以來該區域內因人類活動而導致的生物交換、人員交往、物資和文化交流。就核心特征而言，“太平洋世界”試圖集中研究“屬太平洋的歷史”（history of the Pacific），這是它與既往的太平洋史研究——“在太平洋的歷史”（history in the Pacific）形成區別，并被視為新路徑的關鍵原因。

“太平洋世界”路徑的史學淵源

“太平洋世界”最初的史學淵源可追溯到布羅代爾的“地中海世界”，其海洋中心、海陸相結合的整體視野和相應的歷史哲學，構成了“太平洋世界”路徑的核心因素。

無論學者是否樂于承認，布羅代爾的地中海史學不只推動了新地中海史研究的興起，還推動了大西洋史研究向“大西洋世界”路徑的邁進。之后，經由哈佛大學教授伯納德·白林等人發展起來的“大西洋世界”研究，把大西洋海陸多元文明看成是歷史分析的整體單元，“為有關早期近代最重要的歷史發展提供了分析性比較，并界定了明確的歷史分析范疇”。“大西洋世界”研究的興起，讓掙扎在“大洋洲史學”和“民族國家史學”困境中的太平洋史學者看到了路徑突破的可能。通過吸納和借鑒，太平洋史研究開始向“太平洋世界”路徑轉換。

此外，全球史研究的勃興，也為太平洋史研究突破“歐洲中心”、發現和重構具有相互依存關系的“社會空間”提供了新視角。全球史倡導去傳統中心化，內容上表現為對他者空間和社會空間的發掘，視角上則由俯視轉向平視，由重點化轉向全面化；注重整體性聯系和互動，內容上表現為發現整體和意義，視角上由單向度視角轉向雙向度乃至多向度。借助全球史視角的深度介入，“太平洋世界”研究得以在一個更開放、更寬廣的時空視野和語境中重新審視并建構。

“太平洋世界”路徑下的史學研究

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太平洋史研究基本上被兩種路徑主宰：以堪培拉學派為代表的“局內人”的大洋洲史學，以及仍將太平洋歷史依附于大國歷史的“局外人”的帝國史學。隨著太平洋作為單一研究單元被“發現”，打破內外壁壘、重構新路徑的呼聲日盛。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太平洋史專家保羅·達希發現太平洋在殖民時代之前便是有人的地方，并注意到它在人種、經濟、文化、語言等方面的內在聯系性，由此提出“太平洋海域是橋梁而非邊界”，使太平洋實現了學術視野上的開放。約翰·麥克尼爾則從環境史視角入手，采納泛太平洋的大視野，關注該地區人類的關系和交往，以及由此帶來的動植物和環境變遷。在他看來，太平洋地區曾經的原住民與環境的和諧關系在白人拓殖之后遭到破壞，經過“庫克大交換”，太平洋世界的環境面貌被徹底改變。以達希和麥克尼爾對太平洋時空性的延展和整體聯系性的開拓為基，“太平洋世界”研究路徑建構成型。

從2000年開始，美國歷史學家丹尼斯·弗林主編的叢書《太平洋世界》陸續出版。這套用新的研究視角編匯的文集，意在引起學者對“16世紀以來不斷發展的重要卻常常被忽視的跨洋和內部聯系互動”的注意。它對“太平洋世界”研究新路徑的初步定位，以及在調和總體史與微觀史、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方面的努力，為太平洋史研究的全面轉型打開了局面。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里，對“太平洋世界”術語的倡導，的確帶來了太平洋史研究整體視野的初構和對傳統陸地中心觀念的質疑，大洋洲史研究者漸漸自覺關注與外部的聯系，“局外人”也開始從非西方視角來看待太平洋，但絕大多數學者仍未實質性擺脫“在太平洋的歷史”的框架束縛。

轉入“屬太平洋的歷史”，探究人與環境的互動關系及微觀生態的形成，進而關注因連通性而形成的太平洋歷史的整體性，才是“太平洋世界”路徑走向成熟的標志。加拿大約克大學榮譽地理學教授唐納德·弗里曼2010年出版的《太平洋史》堪稱首部較集中體現“太平洋世界”路徑特點的專著，在某些方面甚至已領先于同期的大西洋史研究。但因過度突出整體性和去國家化，書中缺乏微觀敘事，儼然一個未完成的框架。之后的幾位學者則相繼賦予“太平洋世界”以更清晰的路徑內涵。美籍日裔歷史學者馬特·松田發展了弗林的構想，通過《太平洋世界：一部海洋、人民和文化的歷史》，嘗試從跨本土主義的多點化視角，將太平洋各處聯系起來進行研究。英國歷史學家戴維·阿米蒂奇借鑒布羅代爾和“大西洋世界”的概念、方法，明確提出“太平洋世界”的研究路徑問題。他主編的《太平洋的歷史》把大洋洲納入太平洋，將人類學家豪歐法的“群島之海”歷史與環太、亞太歷史相融合。美國西部史專家戴維·伊格勒用“太平洋世界”視野重構美國西部史，他的《偉大的海洋》用“一種海洋而非陸地的路徑”，通過環境、商業和文化元素，揭示出美國遠西部在成為國家擴張的紐帶前就已經是太平洋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堪薩斯大學的環境史專家格里高利·庫斯曼則另辟蹊徑，從19—20世紀的太平洋鳥糞貿易這一微觀議題入手，探討太平洋諸島與澳大利亞、北美等外緣大陸間的密切聯系，以及它們在全球農業產業化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試圖據此證明，太平洋世界在全球產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由此，以太平洋為中心的多點化視角下的聯系和比較、對“內史”的容納、與環太大陸傳統國家史研究的結合互滲，以及從微觀專題透視整體意義，構成當下“太平洋世界”路徑的體系性框架，形成了研究“太平洋本身的歷史”的新模式，并日趨成長為太平洋史研究的主導性路徑。

“太平洋世界”路徑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作為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后發研究，“太平洋世界”的研究者及時察覺了“大西洋世界”研究存在的問題：對大西洋史的論述仍未擺脫簡單的帝國史模式，敘事中基本排除了印第安人、非洲原住民及混血種族；只重視沿岸主要大國間的跨國關系和對他者地區的單向度影響和改造，對其反影響關注甚少；缺乏作為一個體系、區域或文明所應有的連貫性和統一性；忽視了與其他海域和地區的聯系。得益于堪培拉學派學者的努力，太平洋史學者在克服前兩個缺陷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但對后兩個問題的解決，研究者們尚未取得有效突破。除卻這兩個結構性問題，“太平洋世界”路徑還面臨著其他一些突出挑戰。

首先，作為一種新路徑，“太平洋世界”的學術概念界定并未達成相對一致的意見。其次，“太平洋世界”應如何更好地處理與大洋洲史的關系，兩者能否實現相容甚至相融？畢竟，太平洋歷史研究總體還相對滯后，諸島史和專題史還有太多需要深入研究的內容。再次，如何在保證“太平洋世界”主體性的前提下更好地處理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關系？近年來的微觀史學采用了在宏大的全球視野下研究地方、地區和跨地方、跨地區的歷史，即所謂“定點”加“跨越大陸劃分的空間聯系”的分析方法。庫斯曼的現有研究與此有相合之處。但僅將整體性轉化為一種視野和意義顯然是不夠的，如何在“太平洋世界”的宏大建構中有機地融入足量的微觀生態，還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作者：王華，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