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突出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為建設科技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網絡強國、交通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提供有力支撐”。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由此可見，關鍵共性技術對于新時代我國的經濟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所謂關鍵共性技術，是指在多個行業或領域廣泛應用，并對整個或多個產業形成瓶頸制約作用的技術，研發難度大、周期長，是當前我國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和國家綜合競爭力提升的關鍵內容。發展關鍵共性技術，對于推動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首先，關鍵共性技術是工業革命長波發展周期的核心驅動力，是保證我國不會錯失歷史機遇期的技術基礎。比如，人工智能、5G、大數據、超級計算和區塊鏈等關鍵共性技術就是當前我國完成工業化歷史任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技術保障。其次，通過關鍵共性技術創新，能夠促使企業“提速增效”，實現生產率的大幅度提升，而不是簡單地追求做大規模，實現規模效應，推動企業“做強”而不是單純“做大”。再次，不斷更新的關鍵共性技術對產業發展能夠形成迭代和賦能效應。比如，20世紀80年代的移動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在使傳統的通信、新聞出版、零售、廣告和醫療等產業被顛覆的同時，也對金融、教育、零售和各種服務業產生了明顯的賦能效應，使這些產業的發展模式產生了重要的變化。最后，對市場發展具有整合效應。關鍵共性技術的大范圍使用，有利于整合全國的市場，有助于縮小城鄉、區域在經濟和科技等方面的發展差異。

回顧歷次工業革命，英、美、德、日等國，正是通過在關鍵共性技術方面的發展和創新實現了相關的產業轉型，完成了工業化任務。在這一過程中，這些國家也積累了一些可供借鑒的經驗。一是英國“個人主導，國家保護”的經驗。技術人員和私人發明家是技術創新的主導力量，英國政府制定和頒布了世界上最早的專利條例和制度，對技術專利提供法律保障，使其在關鍵共性技術創新方面長期居于領先地位。二是美國“市場競爭與國家導向相結合”的模式。二戰后美國建立了由企、校、科研機構、政府等構成的多元互動國家創新體系，美國政府在其中起到戰略引導和保駕護航的作用，如2018年10月提出《美國保持在先進制造業領導地位的戰略》報告。美國政府的主動有為政策，避免了私人企業的短視行為，為關鍵共性技術創新未雨綢繆、提前布局。三是德國“政府主導、企業研發、社會保障”的經驗。德國政府非常注重發展“雙元”教育體系，重視社會問題，建立社會保障體系，鼓勵私人和企業進行技術攻關，使德國在19世紀抓住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的機會，鑄造了“德國制造”的品牌和綜合實力，直至今天仍在關鍵共性技術創新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四是日本“國家主導，企業鉆研”的經驗。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制定科技立國戰略，并通過產業政策對產業發展進行干預。20世紀90年代，日本又突出“IT立國”，進入由科技模仿向科技創新戰略的轉變，日本企業潛心研究工業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等關鍵技術，并在這些領域成為引領者。

當前，世界各國都面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遇與挑戰，克服困難、抓住機遇，關鍵的一點就是要實現在關鍵共性技術領域有所突破和提升。在促進實現關鍵共性技術創新中，政府、企業與科研院所要形成合力，完成各自的歷史使命。政府要在戰略和政策上把握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的布局，充分發揮制度優勢，集中力量進行技術攻關；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要成為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的開拓者和引領者，特別需要重視基礎技術和原創技術的研發。與此同時，在創新基礎上，要結合我國實際形成自己的技術應用體系，以發揮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的綜合轉化效應。

（作者：巫云仙，系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