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合是世界歷史趨勢。在一個多民族國家內，民族融合不僅是國家政權穩固的重要條件，更體現著人類共同的發展趨向。清王朝曾是一個空前強大而穩定的國家政權，同時也是一個民族融合的熔爐。其中，滿洲“漢化”則是一個重要現象。盡管當時的滿洲統治者諱言此事，后世有的研究者也各執一端，但是歷史事實卻不可辯駁地證實了這一趨向。

清王朝得以崛起東方，占領中原，與學習漢人文化，成功采用“以漢制漢”政策息息相關

在清王朝奪取政權、入主中原的歷史上，人們往往看到的是滿洲八旗的騎射武功，而忽視他們對待漢人的政策及其對漢文化的利用。這顯然是重要的缺失。

《孫子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是戰爭的基本規律。實際上，滿洲在崛起東方之際，人員不多，地域不廣。為了發展壯大，他一方面積極與蒙古聯姻，取得蒙古貴族的同情與好感，爭取了一支頗為強大的同盟軍；另一方面則不得不打“漢人”的主意。因為，無論從地域或人數比較，漢人比滿人都占有絕對的優勢。何況明王朝是在推翻蒙元王朝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以漢人為主體的政權呢？為了進軍和統治中原，清王朝的統治者不得不對他的主要對手采取“模仿”“利用”乃至“學習”的政策。

如果說，努爾哈赤在世時，已經感到漢人及其文化的重要，但在政策上還只是一味對漢人奴役、擄掠的話，那么在他的兒子皇太極執政時期已經開始大幅度調整對漢政策。皇太極當政后，開始采用“參漢酌金”“開科取士”，廣泛招納漢人知識分子，“以漢制漢”，協助其研究和制定對漢政策。諸如，翻譯漢文化典籍，學習漢人統治經驗，逐步改變較為原始的滿洲舊習等。

當腐朽的明王朝處于人民造反，風雨飄搖之際，清王朝當機立斷，采用范文程、洪承疇等漢人謀臣的建議，利用李自成等占領北京、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時機，打著為朱氏明王朝“復仇”的旗號，迅速出兵，占領北京。在一定程度和時機上采納了緩和滿漢矛盾的政策和策略：禮葬明王朝皇帝，暫緩對漢人“剃發”；爭取漢人人心，最終打敗李自成，出兵西進追剿、南下攻掠，占領南京等江南地區，迅速站穩腳跟。因此，如果正視歷史，不難看出：清王朝得以崛起東方，占領中原，與學習漢人文化，成功采用“以漢制漢”政策息息相關。

學習與整理漢文化典籍

滿洲從占據東北一隅到入主漢人為主的中原，以至控制全國；從專事戰爭擄掠到經邦濟世，力求社會穩定；從一個人數不多的部落到成為統治全國的統治集團。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次巨大變革。為穩定政權而應對這種激烈的、全面的巨變，滿洲統治者逐步采取漢人可以接受的思想和方式進行統治。

在文化方面的重要標志，是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及其政治制度采取極為尊崇的態度，將其作為極為重要的“精神武器”和文化“法寶”。清入關前的滿洲，長期處于較為原始的生產、生活處境，其統治民眾的方式，仍然是以血緣為中心，以家族、部族或出獵隊伍的方式進行，遠沒有中原地區文化建設的長久與深厚，更沒有專制統治方式及經驗的成熟與完整。因此，當滿洲統治者入主中原，取代大明王朝的時候，以明王朝為代表的統治文化和統治方式，就自然成為了他模仿、學習的對象。為此，他們自然而然地將學習中原地區的儒家文化及其專制制度作為重要課題。

早在滿洲剛剛成立“金”政權時，統治者已經開始對孔子和漢人文化表示出極大的興趣。據《清實錄》記載：崇德年間，皇太極曾遣大學士范文程祭祀孔子，并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表現了對于孔子極大的尊崇。其后，清廷統治者歷代不衰。清軍入關后，清廷進一步在政權建設、宮廷建設、財政、文化、宗教、民俗等諸多方面，較為全面地采用和學習漢人經驗和文化，并長期將漢字作為清王朝官方的主要文字，重要文獻如奏疏、碑文、檔案等一般都要用滿漢文字或滿漢蒙三種文字書寫，足以說明清王朝對漢文化和漢文字的重視。為他在中原站穩腳跟，再向各方擴展打下了基礎。

特別重要的是，存留至今，保存完好的漢字文化典籍——《四庫全書》等，是清代滿洲最高統治者——皇帝親自組織搜集、編撰和刊行的。這無疑體現了清代最高統治者的文化導向。

適應中原生活環境

就滿洲族群整體而言，入關以后，生存、生活環境發生巨大變化。盡管滿洲統治者進入北京，將原來居住的漢人等趕走，自己單獨居住；盡管清王朝在全國軍事要地設置八旗駐軍，對各地民眾，特別是漢人予以監視；盡管清王朝統治者費盡心機在各地將“滿洲”與漢人居住區實行區域隔絕，建設“滿城”。特別是滿洲統治者不僅強調要將滿洲民眾與漢人隔離，并一再宣稱要滿洲保持“滿語騎射”的傳統。但是，歷史證明，這一切都是徒勞的。

實際上，滿洲民眾是生活在中原“漢人”的“汪洋大海”之中。他們入主中原，需要漢人的理解和幫助，才能得以生存和發展。為此，他們不得不了解和熟悉漢人傳統習俗和文化、加強與漢人的交流。例如，他們需要的大量糧食，要依靠漢人，也要逐漸懂得“農耕”。這就迫使他們逐步拋棄以往的所謂漁獵、搶掠等“傳統”習慣，學習和熟悉農業，采取中原漢人的生活和管理方式。盡管當時清統治者對滿洲和八旗人口采用“國家”供給制度，予以“豢養”，但事實證明終歸不是長久之計。

此外，滿洲人在日常生活中，幾乎是時時刻刻不得不同漢人打交道。從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糧食、蔬菜乃至柴米油鹽，到實現統治所需要的漢語、文字，再到軍事裝備所需的各類軍用物資，幾乎都需要漢人。因此，漢人的生產、生活方式，乃至服裝、觀念、宗教信仰等等，無一不在影響著入主中原的滿洲。他們依據自己的需要，擇善而從，也就不斷調整和改變著自己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乃至觀念、習俗等。盡管統治者一再強調并費盡心機要保持滿洲的“滿語騎射”等傳統，但是在現實生活面前，卻顯得那么“蒼白無力”。

民族融合是歷史發展趨勢

以上記述，展示了一種趨勢。盡管清王朝最高統治者想用各種權勢及方法反對、阻止，但生活在中原地區的“滿洲”仍然在“潛移默化”中漢化。有些人企圖抗拒、阻止乃至否認這種變化，是不符合實際的。事實上，清朝統治期間，正是中國各民族加強了解、溝通，相互影響、滲透、加強融合的時期。期間，清王朝依靠強大的軍事、政治實力，實現了空前的統一。當時，各民族之間，不排除有矛盾、沖突甚至征戰，但是在清王朝控制和主導下，民族融合還是主流。其中，滿洲統治者，極力想保持自己的傳統，強調“滿語騎射”，強迫廣大漢族民眾剃發、易服乃至要求漢族官員學習滿文，適應“滿洲”統治方式和生活方式等，使不少漢人“滿化”；另一方面，廣大滿洲民眾也在積極、主動、普遍地學習漢族及其他民族文化。滿洲漢化只是其中的一種表現。各族民眾整體上是走向新的融合。在這種民族融合中，民眾“擇善而從”，其中中原地區“漢族”文化則占有巨大優勢。盡管“滿洲”統治者一再強調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企圖以此保持政權的穩定和長久，但是社會的發展，人類的進步則是不以某一民族或統治者的主觀意愿為轉移的。

馬克思在1853年7月22日撰寫的《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中預言：“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的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恒的歷史規律。”滿洲漢化的過程，再次呈現和驗證了這條規律。

民族融合不是單向的，而是相互的，雙向的或多向的。經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借鑒和學習。其結果，一般是較為先進的文明取得優勢，得到較多的共識和采納。事實上，清代滿洲漢化的同時，漢人也在汲取滿洲文化。同樣，其他的民族也在這個民族熔爐中得到熏陶。

應當指出，在“滿洲”“漢化”過程中，其統治階層及其統治的支柱——八旗確實在逐步“腐化”，逐漸失去往日的“朝氣”。他們日益貪圖權勢、追逐聲色犬馬和驕奢淫逸的生活享受，加深了與廣大民眾的矛盾，日益失去民心，特別是廣大漢人的信任。盡管有的滿洲統治者，如早期的努爾哈赤和中期的乾隆皇帝，都一再將滿洲統治階層的腐敗、無能，歸罪于滿洲的“漢化”；否認專制體制和專制權力造成“腐化”的作用。他們實際上是將滿洲“漢化”與“腐化”混為一談。既不符合事實，也極欠公允。應當看到，正是滿洲統治者的腐化、墮落，加深和激化了官民矛盾，最終導致了人民起義，埋葬了清王朝。這是在研究滿洲“漢化”時應當予以分辨的。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