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洋洲作為一個認知的存在，是在地理大發現之后。新航路開辟后，大洋洲與其說是一個自然地理的存在，還不如說是一個政治地理的存在，因為西方殖民者都把其建立的殖民地視為母國領土在海外的自然延伸，有些地方甚至用來安置囚犯。

大洋洲有1萬多個島嶼，它們在自然條件和文化特色方面千差萬別。人們通常結合地理、種族、文化等因素，把大洋洲劃分成三個廣闊的地區即三大文化圈。這三大文化圈的名字是19世紀上半葉法國探險家朱萊塞·迪蒙特·德呂維從希臘文字創造的，即美拉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和波利尼西亞。殖民時期，這里不僅有源源不斷來自歐洲的白人移民，還有有色人種移民（主要是契約勞工）；不僅有資本主義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還有石器時代、農耕時代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不僅有外來的基督教，還有原住民的宗教與信仰。這一時期的大洋洲是作為西方世界的附屬而存在的，也只有在談到帝國拼圖時，大洋洲才會被描上一筆。

改變大洋洲地緣政治格局的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中的一些著名戰役就發生在大洋洲，如瓜達爾卡納爾島之戰。這場非常慘烈的戰役，不僅讓世人知道南太平洋地區的制海權在盟軍反攻日軍中的重要作用，還讓人們記住了所羅門群島的存在。1944年1月太平洋戰爭尚未結束，澳大利亞與新西蘭兩國就簽署了《澳新協定》。該協定就兩國在戰后南太平洋地區合作的定義與目標、這一地區的安全與防御、戰敗國所屬島嶼及屬地處置、島嶼經濟和社會發展等事項作了一次排他性安排。從此，南太平洋地區就被澳新兩國視為自家的“后院”。1947年，南太平洋地區出現了首個多邊合作機制——“南太平洋委員會”。這個由多個殖民國家參加并主導的區域性合作組織，被實踐證明是一個過渡性的區域性合作安排，必然隨著非殖民化進程而失去其存在的基礎、價值及影響力。20世紀六七十年代，大洋洲興起了非殖民化運動，一些島嶼因此贏得了民族獨立或自治地位。1971年，取代“南太平洋委員會”的“南太平洋論壇”成立。該論壇的問世，標志著區域合作步入到由該地區主權國家主導的本位時代，適應了區域合作的原旨和內在機制構建的要求。隨著更多的島嶼殖民地加入民族獨立或自治行列，“南太平洋論壇”不得不擴容增量。2000年，“太平洋島國論壇”應運而生。這是迄今為止大洋洲地區一個最具包容性的區域性合作組織，其成員除澳新兩國外，14個島嶼國家或自治島嶼亦在其中。

二

我國與大洋洲地區很早就有了聯系，其中民間往來占據著重要位置。尤其是這一地區的華人華僑，不僅是該地區早期的拓荒者，也是其祖籍地與客籍地之間名副其實的民間使者。然而，由一般的民間交往或非官方認知演進至學術研究層面，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才有的事情，而且當時也只是個案。20世紀70年代，商務印書館和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部分太平洋島嶼國家或地區的論著譯叢，為國內讀者了解一些太平洋島國的地理、人文、宗教、歷史、政治等提供了零星但難得一見的材料。受到這些譯著的啟發，國內的大洋洲研究有了一定的起色，這一地區的語言、文化、宗教、習俗等首先進入研究范疇。到了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專題論文以及學術性著作開始出現。大洋洲研究日益受到國內學界的重視是在最近20年。由錢乘旦主編的“英聯邦國家現代化研究叢書”，將研究視角投向處于學術邊緣的大洋洲。無論是“在移植中再造”的澳大利亞，還是“在追隨中創新”的新西蘭，或是處在現代化邊緣的太平洋島嶼國家，它們都被置于現代化的語境下進行考察。后來錢乘旦又主編了十卷本的《世界現代化歷程》，大洋洲卷便是其中一卷。這是國內學界視大洋洲為一個整體且被置于世界現代化進程中來檢視的首次嘗試。當然不得不提及的是，2003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列國志》編輯委員會發起并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國別叢書，又一次讓學者與太平洋島國結緣。聊城大學太平洋島國研究中心的專家們責無旁貸地承擔了這項極具挑戰性的工作。《列國志》太平洋島國系列的接續出版，不僅豐富了人們對島國的認知，也讓外界對大洋洲研究有更多的期待。

最近幾年，得益于國家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以及“一帶一路”建設，區域與國別研究迎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對大洋洲研究來說更是如此。除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創建的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一如既往地遍地開花外，諸如“大洋洲研究中心”“太平洋島國研究中心”“太平洋研究中心”“太平洋島國戰略研究中心”“南太平洋島國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也紛紛成立。與此同時，研究人員的專業化和職業化建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這從研究者持續發表的成果以及近年來申報項目的人數明顯增多可以得到印證。

三

和其他區域與國別研究相比，大洋洲區域研究可謂姍姍來遲。但是，大洋洲研究領域的學者們通過不懈努力，并在吸收其他區域與國別研究經驗的基礎上，逐漸找到適合自己的研究模式或范式。

一是在研究路徑上，學理研究與現實觀照有機結合。新時代語境下的區域與國別研究，既注重基礎研究又重視現實關懷，提倡學術個體的研究旨趣要與國家發展戰略和社會需求對接。大洋洲研究領域的學者在上述方面做了很好的嘗試，最具有典型意義的就是兩年一度的“澳大利亞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每年一度的全國“大洋洲研究高層論壇”、兩年一度的“太平洋島國研究高層論壇”和每年一度由中澳學界輪流主辦的“中澳跨文化研究論壇”等。這些學術論壇的議題設置既有一般性的基礎性問題，如大洋洲的歷史文化，又有現實感很強的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問題，如中國與大洋洲國家關系發展及其前景等。

二是在研究議題的選擇方面，熱點、焦點問題備受青睞。比如中澳關系發展及其前景、澳大利亞“新科倫坡計劃”的實施及其影響、太平洋島國的藍色海洋經濟戰略、中國與太平洋島國的合作等。從事大洋洲研究的學者們應該客觀理性地去梳理這些問題的來龍去脈，解析其中的邏輯聯系，并對其動態發展做出預測，提供一些具有參考價值的建議。

三是在研究方法上，多學科視角特征明顯。比如對太平洋島嶼環境問題的研究，就有很多不同學科背景的人參與其中，他們從各自學科視角進行分析，涌現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具有地球與環境科學背景的學者們研究全球氣候變暖導致人類生態系統失調或失衡，以及若干年后太平洋有些島嶼不復存在的問題；歷史學家們關注這一地區歷史上環境問題的產生，尤其是殖民時期宗主國對這一地區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和利用，以及冷戰時期歐美等國在這一地區進行過無數次核試驗而產生的核污染等；政治學專業的學者們聚焦這一地區的氣候政治，即大國與小國、強國與弱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氣候領域的政治博弈；經濟學專業的學者對氣候變化給這一地區的產業發展（如農業、漁業）帶來的影響產生興趣；具有國際關系學科背景的學者則把視點放在這一地區因環境變化而催生的區域乃至全球治理方面；如此，等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有利于綜合和分析來自不同學科的觀念和信息，進而提供全新的洞見和觀點，但學科之間的傳統界限以及研究者相對獨立的研究屬性，使得某些議題的多學科研究大都處在一個自發而非自覺的狀態，不同學科視角的研究整合仍顯不足。

當然，一個新領域的研究在抓住機遇的同時，也面臨各種各樣的困難與挑戰。有些困難來自研究客體自身的局限性，如國小民寡、位置偏遠、國際影響力有限等；有些挑戰源于研究主體即研究者本身的因素，如視野逼仄、盲目跟風、急功近利、缺乏創新等。正因如此，大洋洲區域研究還有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夯實基礎研究，不能盲從熱點或焦點問題，正確處理國別研究與區域研究之間的關系，避免低水平的重復研究，等等。這些問題既掩飾不了，也繞不過去，需要大家勠力同心予以克服或解決。

（作者：汪詩明，系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