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國際合作理論發軔于20世紀70年代，同步于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發展，分別形成了霸權合作論、制度合作論。然而，伴隨著國際合作趨勢的新發展，其理論解釋力顯得不足。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創新國際合作范式，為構建國際合作理論大廈增添了新的基石。

反思現有國際合作理論的“霸權”屬性

傳統的現實主義者對于合作的態度普遍比較悲觀，而且傾向于安全合作。在漢斯·摩根索時期可以視為“合作”而結合在一起的只有聯合國、北約和歐共體等少數國際組織。其中，聯合國是因國際社會厭戰而產生的，而北約與歐共體則為冷戰的產物。在摩根索生活的歷史環境中，合作的主要形式是聯盟，他認為在締約實力相當、利益一致的情況下所結成的聯盟似乎更容易達成。但這是一種極為苛刻的合作條件，因此合作很難發生，且聯盟具有強烈排他性。而在肯尼思·華爾茲的系統理論中，合作是為了均勢而勉強達成的。這種合作常是出于政治考慮的外交決策，因此現實主義的合作論更像是一種非合作論。該理論為國際間合作的“不易”提供了解釋，但沒有為更廣泛的國際合作提供指導。

霸權合作理論是現實主義理論中唯一擁有較完整的理論體系的合作理論。合作雙方越是平等，就越有可能為獲取支配地位而展開爭奪。為了避免爭奪，就需要霸權。這是霸權在國際合作中存在的邏輯基礎。

新自由制度主義對于國際合作有著更為樂觀的態度，認為國際關系的實質是合作，是國際社會為秩序而進行的努力，“既存在利益沖突又存在利益趨同的情況可以導致合作，也可以導致爭端”。

基歐漢的“霸權后合作論”是主流的制度合作理論。基歐漢通過對美國霸權衰落之后的國際合作的研究，提出雖然美國霸權領導地位可能在當代一些國際機制的創設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但是霸權的持續存在對這些機制的持久性來說并不必然就是關鍵的。國際機制可以獨立于霸權之外而存在，離開霸權，國際機制同樣可以促成合作。基歐漢的“霸權后合作論”更加強調國際制度在國際合作中降低不確定性的作用。

無論是“霸權合作論”，還是“制度合作論”，都是冷戰思維在合作領域中的體現，都具有“霸權”屬性。新自由主義合作論強調國際機制的重要性與獨立性，認為在不存在霸權的情況下如果已經形成國際制度，則國際制度便可獨立發揮作用，其前提依然是“霸權”。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突破與創新

面對時代命題，中國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中國愿同世界各國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全球伙伴關系，拓展友好合作，走出一條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國與國交往新路，讓世界更加和平安寧，讓人類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突破了傳統國際合作理論的范疇，在追求一國發展的同時兼顧其他國家的發展，實現合作共贏、共同發展。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體現了國際合作理論的新方向：去霸權，謀合作，具體表現為共同發展觀與平等發展觀，中國在合作中不追求中心地位，不謀求霸權。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三個方面突破了現有國際合作理論。

一是突破了冷戰思維與美國中心論。無論是霸權合作論的零和觀點，還是制度合作論的非零和觀點，都是冷戰的產物，是在兩個陣營的對抗與對立中產生的理論。這些理論源自美國，服務的是美國在西方陣營乃至整個世界范圍內的霸權地位，調整的是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合作關系。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伴隨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自主追求共同發展的體現。

二是超越了權力思維。無論是霸權合作論依賴的霸權國的權力，還是制度合作論依賴的國際制度，其最后發揮保障作用的依然是具有強制力的大國權力，導致小國、弱國在合作中的平等地位與合理訴求難以得到保障。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堅持互利共贏，兼顧各方利益和關切，合作依賴的是參與各國的共同發展愿望，不僅要堅持自身利益，更要關注其他國家的利益關切，這是一種新型義利觀。

三是超越了傳統合作論的解釋范圍。傳統合作觀主要討論的是經濟領域的合作，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有利于國際經濟合作，而且有利于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政治融合，促進社會共同發展與進步。例如人類命運共同體引領下的“一帶一路”不僅包括貿易暢通與資金融通，還包括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與民心相通。此外，傳統合作觀所調整的合作關系具有封閉性與排他性，而“一帶一路”無論在雙邊合作或者多邊合作上都具有開放性，是具有融合性的合作機制。

總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超越了傳統的以美國為中心、以美國權力為后盾的國際合作理論；突破了冷戰思維，體現了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等精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的是不沖突、不對抗、不謀求霸權、合作共贏的精神。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16ZDA241）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