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禮記·大學》篇“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句的注解，是歷代學者關注的焦點問題。學術史上對之有三種詮釋，即《大學》文本引湯之《盤銘》的本義、鄭玄和孔穎達的經學詮釋以及朱熹的理學詮釋，它們分別從不同的視角詮釋了“茍日新”的意義。

成湯日新

《大學》文本引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里，“盤”字是理解“茍日新”的關鍵所在。對此，歷代學者主要有以下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以孔穎達、朱熹為代表。《大學正義》云“湯之《盤銘》者，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為戒”；《四書章句集注》說“盤，沐浴之盤也”。顯然，二者都將“盤”注解為“沐浴之盤”。第二種觀點是以南宋新定邵氏、清代俞樾為代表的“盥頮之盤”。俞樾在《四書辨疑辨一卷·湯之盤銘》中說“孔氏不知為盥器而以為沐浴器，殊非古義”，認為湯之盤應當為日常使用之“盥器”，從而否定了孔穎達的“沐浴之盤”說。筆者認為，“湯之盤銘”中的“盤”應當理解為“盥頮之盤”，即商湯洗手洗面所用之盤匜。原因正如邵氏所說，“以事情揆之，日日盥颒，人之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根據人們的日常生活來看，人們洗手洗面的頻率遠高于洗澡，因而將“盤”理解為“盥頮之盤”，能夠與盤銘上的“日日新”“又日新”聯系在一起，即人們每天都需要洗手洗面，兩者相得益彰。相反，如果將“盤”理解為“沐浴之盤”，就會跟“日日新”“又日新”產生沖突，因為“沐浴”兩字指既洗頭又洗澡，根據《禮記》可知古人是三天一洗頭，五天一洗澡，“《內則》篇記人子之‘事父母’，亦不過‘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即便在物質生活比較豐富的現代社會，我們都很難做到每天洗澡，遑論在生活條件比較艱苦的三千多年前了。

根據上面的論述，如果將“盤”視為“盥頮之盤”，那么“茍日新”的本義就應該理解為“日新其手其面”。商湯所要“日新”的內容主要是指洗凈手部和臉部的污穢，使之保持清潔與干凈。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湯之《盤銘》”的行為主體是商朝的開國之君商湯，他是一個有德有位的國君，其地位與道德都非常顯赫，不能將其只理解為一個普通人而忘記其身份地位。故而，“湯之《盤銘》”作為一個警戒性銘辭，潛在地包含有“日新其德”的意義。

君子日新其德

鄭玄《大學注》說：“盤銘，刻戒于盤也。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余也。”這就是說，“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含義是“君子”要“日新其德”且“常盡心力”。在這里，“日新其德”的行為主體是“君子”。根據鄭玄在其他篇章中的相關注解，“君子”主要指兩類人：其一指卿大夫及國中賢者。《儀禮·士相見禮》云：“凡待坐于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鄭玄注：“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禮記·檀弓下》云：“任之雖重，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鄭玄注：“君子，謂卿大夫也。”其二指諸侯。《易·革》：“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鄭玄注：“君子，諸侯。”雖然兩種“君子”具體所指有所不同，但毫無疑問都是“為政者”，這與鄭玄注《大學》篇題時所說“《大學》，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的觀點緊密聯系在一起。金春峰從周取代商的朝代更迭中推論出，“德”字的“本義是全生、保生、厚生，是政治范疇，非道德修養范疇”。而鄭玄所理解的“為政”事實上主要是指為政之“君子”的“德政”，因此，他才特意強調“君子”要“日新其德”且“常盡心力”。

孔穎達在承襲鄭玄“為政者日新其德”的基礎上又有所推進，強調了“誠意”之于“為政者”的重要性。他在《大學正義》中說“湯之《盤銘》，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茍日新者，此《盤銘》辭也。非唯洗沐自新。茍，誠也。誠使道德日益新也。日日新者，言非唯一日之新，當使日日益新。又日新者，言非唯日日益新，又須恒常日新，皆是丁寧之辭也。此謂精誠其意，修德無已也”。在孔穎達看來，君子或者為政者只有做到了“誠意”，才能真正實現親民，真正治理好國家。《大學正義》中說“《詩》云：於戲，前王不忘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此《周頌·烈文》之篇也，美武王之詩。於戲，猶言嗚呼矣。以文王、武王意誠于天下，故詩人嘆美之云：此前世之王，其德不可忘也”。孔穎達認為，通過“誠意”所表現出來的“德”對君王來說是最重要的東西。君主之“德”會自然而然地滲透到“政教”之中，體現為“仁德之政”，能夠讓君子、小人各得其所。總之，在孔穎達看來，為政者的“治國之道”是“誠意之道”由內到外、由本到末的一種自然而然的體現，這正是他強調君子或者為政者應該“精誠其意，修德無己”的原因所在。

學者自新新民

朱熹雖然接受了湯之《盤銘》要求不斷“日新”的基本思想，“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但是對于“日新”的內容，他并沒有簡單地承襲漢唐鄭孔的觀點。朱熹將“新”字解釋為“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因此，“日新”主要是指“自新”，且是就“明明德”而言，是為了復其本體之明，即為了恢復“人得之于天，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可見，朱熹與鄭玄、孔穎達對于“德”的理解已經完全不同。

程頤將《大學》全篇的結構形式重新調整為：三綱、八目；釋三綱、釋八目，主張“三綱”中的“親”“當作新”，“在親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如此一來，“湯之盤銘”一章就不是“廣明‘誠意’之事”了，而是“三綱”中的第二綱“在親（新）民”的“傳”，是“釋新民”。朱熹接受此說，并以之駁斥了孔《疏》的錯誤。顯然，朱熹沒有將“明明德”封閉在主體之內，以為其只關乎道德修養者自身，而是指出了“自新”的目的是為了“新民”，“新其德以及于民”，“周國雖舊，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

此外，在朱熹的理解中，《大學》的主題為“學者修己治人之方”。所以，在他那里，“茍日新”的行為主體不再是漢唐學者所說的君子階層或為政者，而是“學者”，即專事道德修養的讀書人。因此，朱熹所講的“茍日新”是指學者“自新新民”，并將落腳點放在了“三綱”中的“新民”上。

可以看出，對于湯之《盤銘》，鄭、孔二人都是從為政者的角度進行詮釋的，而朱熹則是從有德之學者的角度進行詮釋的。比較而言，“日新”的行為主體發生了巨大改變。如此一來，湯之《盤銘》中的“日新說”通過朱熹的詮釋就實現了第二次意義轉變。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經學視野下的《中庸》學史研究”（18CZX021）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山東社會科學院國際儒學研究與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