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繼承、創新和發展,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外交經驗的科學總結和理論提升。自“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以來內涵不斷豐富、相關實踐不斷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根植于優秀的中華文化,是新時代中國倡導公正的國際權力觀、和平合作的發展觀、互利共贏的利益觀、包容互鑒的文明觀、共同協作的安全觀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

樹立共同體思想克服文明沖突的觀念局限

“文明沖突論”在當前國際關系領域影響廣泛。該理論的核心觀點認為,全球政治格局正以文化和文明為界限重新形成,其他人類文明類型可能共同對西方文明提出挑戰。該理論在價值判定上強調異質文化的排斥性、競爭性和沖突性,一些西方學者和政客將“文明沖突論”刻意從文化理論范疇擴展到意識形態領域,期望用該理論為他們維系全球霸權行為服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在理念上而且在行動上可謂是對“文明沖突論”的超越。

“人類命運共同體”以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思想為基礎,倡導命運共同體和世界和諧。馬克思強調人的全面自由發展,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可以形成“自由人聯合體”,即“真正的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繼承和發展了這一思想,找到了人類由“抽象的共同體”或“虛幻的共同體”走向“真正的共同體”的邏輯路徑。為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著眼當前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客觀現實,依托經濟全球化為實現路徑,以人類前途與命運的休戚與共為目的,始終強調世界各國利益與安全相互交織的事實必須是生存與發展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同時,“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還汲取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道義思想養分。孔子強調“君子義以為上”;墨子提出“義,利也”;孟子主張“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正確的義利觀是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只有處理好義利關系,才能做到義利兼得。基于這種價值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體現了當前各國尤其是大國對外行為的道德規范。世界各國應認清“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連帶效應,正確處理相互間的義利關系,在追求本國利益時應當兼顧別國利益,在尋求自身發展時兼顧別國發展。此外,各國不僅應該在競爭中求合作,在合作中謀共贏,加強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幫助,而且應該共同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捍衛全球正義,維護世界和平。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行動政策,應以和平發展與合作共贏為政策導向。一方面,各國的對外政策必須以促進各國共同發展、構建休戚相關的命運共同體、維護世界和平與和諧為目標,這要求各國將和平發展作為對外政策的核心理念。和平猶如空氣和陽光,受益而不覺,失之則難存。沒有和平,發展就無從談起。和平是世界人民的永恒期望,各國無論大小、強弱、貧富,都應該做和平的維護者和促進者。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維護各國穩定、應對全球治理問題和促進世界和平都離不開發展,為此就需要各國促進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不妨害他國發展。另一方面,保持和平發展,要求各國的對外政策必須以促進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互利共贏為目標。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各國之間不僅利益相互交織,而且面臨共同的威脅與任務,這要求各國加強合作,共同應對和解決問題,促進和平與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事關各國人民的利益和命運,涉及方方面面的領域和問題,各國需要風雨同舟、眾志成城、通力合作。面對共同挑戰和威脅,各國在對外事務中并非是零和博弈關系,而是共榮共損的休戚相關者,這要求各國在對外政策中堅持互利共贏的理念。

攜手應對共同挑戰深入推進全球治理

那些依然秉持“文明沖突”觀念,將“文明沖突論”付諸行動的西方政客,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現實挑戰。中國已經進入新時代,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正在積極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以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為抓手,推進全球治理機制趨于完善。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各國共同努力,而不同國家間的相互關系必然對各國的交往與合作產生重要影響。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構建新型國際關系。面對深刻變化的國際形勢,習近平主席提出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的目標。在對外政策的實踐中,中國針對不同類型的國家提出不同的落實思路。一是推動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對于中美關系,兩國領導人通過各種場合的會晤,引領中美管控分歧、深化合作、增進互信。對于中俄關系,兩國堅持“結伴不結盟”的原則,許多大項目的合作取得突破性進展,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密切協調配合,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保持高水平運行。對于中歐關系,中國與歐洲國家、歐洲次區域以及歐盟的合作深入發展。二是推動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在正確義利觀的指導下,中國提出“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原則,重視周邊外交工作。在東南亞方向,打造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推進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提出建設中緬經濟走廊等。在周邊地區的其他方向,中國與各國的交流和合作也不斷加強。三是推動構建中非、中拉命運共同體。中國提出“真實親誠”的對非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外交原則,使中非與中拉在貿易、投資和金融領域的合作不斷增強。

共同的風險和威脅使各國面臨共同的治理任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各國加強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的制度和機制。中國正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行動:一是推進全球金融治理機制的建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凸顯了全球金融治理機制的失靈,中國積極提供全球金融機制改革議案,推動落實金融體制改革方案,建立新機構補充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推動G20深入發展。二是推進全球氣候治理。中國長期重視氣候變化問題,把積極應對氣候變化作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采取了一系列行動,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作出重要貢獻,如自行確立減排目標、認真落實減排文件、調整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等。三是參與網絡空間與太空治理。隨著網絡信息技術和航天技術的不斷發展,網絡空間與太空正不斷沖擊傳統的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全球網絡治理和太空治理也成為各國日益重視的治理領域。中國提出網絡安全五項原則,提出網絡的“國際法治”思想,主張禁止太空武器化,倡導治理太空碎片問題。四是參與全球安全治理。安全問題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之一,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主動參與全球安全治理,倡導新的安全共識,維護國際法治,維護聯合國的地位與權威。

不斷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用行動助力全球治理。2015年3月,中國政府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指出“一帶一路”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要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與此同時,我們要加強與沿線國家的雙邊合作。以合作規劃或合作備忘錄的方式,落實一批合作項目,提升了與相關國家(集團)的雙邊關系。在多邊機制中,我們應深化“一帶一路”倡議機制化,加強與沿線國家的合作。亦如,我們可以通過亞太經合組織、上海合作組織、亞洲合作對話、亞信會議、中國—東盟“10+1”機制、中阿合作論壇等各種多邊機制,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推動沿線國家參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行動計劃。

中國所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相當意義上是對“文明沖突論”的超越,它承載著中國對建設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解決世界向何處去等問題提供了全新選擇,符合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我們應當攜手世界各國人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謀求世界更美好的未來共同擔當。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