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出席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并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并強調“中國將繼續針對制約經濟發展的突出矛盾，在關鍵環節和重要領域加快改革步伐，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高水平開放、高質量發展提供制度保障”。日前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也明確要求，加快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制度型開放是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是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要舉措，更是推動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在貨物貿易領域取得了矚目成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中國秉持開放合作、開放共享的理念，不斷降低進口關稅水平，開放國內市場，不僅有力促進了商品和要素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的有序自由流動，優化了資源配置，也為世界經濟增長擴大了空間。當前，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對外開放也相應需要向更高水平、更高層次邁進。推進制度型開放，旨在建立一個以公平、透明、規范等為根本特征的現代開放市場經濟體制，是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要支撐，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對外開放領域的具體體現。

　　推進制度型開放，建設良好的營商環境，保持國內外市場主體監管的一致性，為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奠定制度基礎。2013年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設立之時，我國試點實行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管理制度。隨后又逐漸縮減自貿試驗區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的內容，并將負面清單管理制度逐步推廣適用于自由貿易試驗區以外的外商投資企業。在即將于2020年1月1日實施的《外商投資法》中，也明確規定了外商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這些舉措遵循國際通行規則保護市場主體、維護有序市場環境，有利于建立規范、高效和便利的政務服務體系及公開、透明、以法治為保障的監管執法體系，進而優化營商環境。2017年《世界貿易組織貿易便利化協定》正式生效后，中國通過一系列改革措施不斷優化口岸營商環境。根據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2020》評估，近年來中國跨境貿易指標在190個世界經濟體中的排名持續上升。中國通過實施“單一窗口”、增加透明度等措施，不斷降低進出口貿易的成本，通過實施“提前申報”、完善口岸基礎設施、優化海關監管和公開收費項目等改革，大幅提升了跨境貿易的便利化水平。

　　推進制度型開放，立足中國對外開放的具體實踐進行自主的制度創新。在經濟轉型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對外開放也必然會面臨新形勢新挑戰。各國的發展必須結合自身的基本國情，因此，推進制度型開放，在參照國際經驗、國際標準的基礎上，也需要基于國情特點和實踐經驗，通過自主、自覺的制度創新，形成高標準、高水平的制度規則，提升制度型開放的有效性與針對性。比如，基于我國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綜合保稅區等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發展實踐建立的，旨在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開放的18個自由貿易試驗區，是當前我國對外開放的新高地，其建設的總體要求包括對標國際規則，以制度創新為核心，形成更多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在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探索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新路徑、新模式，這也是制度型開放應遵循的基本路徑。創新是引領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制度型開放也要以制度創新為動力，構建符合中國高水平開放型經濟發展需要的、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制度體系，為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積累創新經驗并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撐。

　　推進制度型開放，要以積極有為的行動參與國際經濟貿易領域相關規則的制定，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提供中國經驗、提出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不能僅著眼于商品和要素的跨境流動，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等新技術與傳統領域結合所產生的新領域、新模式和新業態，也為開放型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這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機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歷程表明，一個以規則為基礎的開放、共享的國際制度體系，對促進世界經濟有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以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為技術支持的數字貿易的快速發展，相應地要求企業及時提升貿易數字化和智能化的管理水平，也要求政府能夠不斷提高外貿綜合服務的數字化水平。因此，中國應積極參與全球數字經濟和數字貿易規則的制定，并加強基于技術創新的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合作，推動建立各方普遍接受、具有國際適用性的國際規則與制度體系。這方面中國已經有了積極的進展，比如，在世界海關組織框架下，各成員國基于中國經驗和跨境電子商務的國際化屬性，共同探討形成了世界第一個《跨境電商標準框架》，為今后進一步補充相關技術規則和實施經驗奠定了制度基礎。

　　推進制度型開放，需要秉持合作共享、互利共贏的原則，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制建設拓展新空間。中國積極參與多邊和區域、次區域合作，積極參與多邊貿易規則談判，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威性和有效性，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以開放、包容、透明、非歧視性等為核心價值和基本原則的國際規則體系，積極為促進形成多邊和區域、次區域合作機制貢獻中國方案，積極促進區域有序發展，這也能夠為中國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制建設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為此，需要加快高標準自由貿易區建設，形成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中國目前已與二十多個歐洲、亞洲及美洲、非洲經濟體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在不斷擴大自由貿易區網絡覆蓋范圍的同時，積極推進已生效自貿協定的升級談判或第二階段談判，進一步提高開放水平、擴大市場準入、提高自由貿易區規則標準。自由貿易區談判即是締約各方就貿易、投資等相關規則進行協商、協調、升級和創新的過程，自由貿易區的經濟體量越大，其對全球規則治理的影響也越大。特別是在全球價值鏈中，中間品早已超越最終制成品成為國際貿易中的主要商品，這一貿易發展趨勢對規則的兼容性和協調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時也要求貿易便利化舉措由傳統的削減貿易壁壘升級為協調各國的國內規則標準。因此，多方參與的自由貿易區，能夠通過自貿協定規則協調來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區域內價值鏈的分工深化和產業鏈轉移、提升區域內企業的效率水平。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是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上的規則協調與創新，不僅提高了中國的對外開放水平、拓展了開放空間，也有利于締約伙伴國優化資源配置、更好利用中國市場來提升其發展動能。此外，規則治理是共建“一帶一路”的制度基礎，這包括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礎設施標準與規則的協商與兼容，以及貿易和投資等經貿領域規則的對接與協調，中國可以基于自身的成功發展實踐，在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與各相關國家一起優化制度環境、提升規則標準、推進建立合作共贏的對外開放體系。

　　 （作者：李海蓮，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北京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