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近幾十年來唐代文學研究的日趨深入，特別是出土文獻的日新月異，學界對唐人生平事跡的考證取得了不少突破，扭轉了此前不少模糊或錯誤的認識。茲就個人視野所及，試從唐代歷史文化與職官制度的角度，對有關杜甫生平的五個相關問題進行總結評述，以期就正于海內方家。

一

關于杜甫的生年，從古至今絕大多數《杜甫年譜》都說是先天元年（712），又因為《杜位宅守歲》中有“四十明朝過”之句，遂有一些年譜稱杜甫生于“先天元年正月初一”，此類說法表現出對先天元年的歷史極為隔膜。先天元年是個很不平凡的年頭，這年里睿宗被尊為太上皇、太子李隆基誅滅韋后集團之后正式即位，由于處于一個頗為混亂的交接期，所以一年里頻繁改元，先后出現景云、太極、延和、先天四個年號。這年年初，本是唐睿宗景云三年，正月十九改元太極元年，至五月又改元延和元年，八月方改元為先天元年，李隆基即位。可見壓根就不存在所謂的“先天元年正月”，若杜甫果真是先天元年出生的話，那他也絕不會是正月出生，而只能是八月以后。實際上我們對杜甫的出生月份和生日是不清楚的，《杜位宅守歲》中“四十明朝過”之句并不能證明杜甫的生日是正月初一，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們中國人每逢除夕守歲都會習慣性地說自己又長了一歲，所以并不能據此確定杜甫的生日。歷代注家之所以在景云、太極、延和、先天這四個年號中都不約而同地選取“先天”作為杜甫的生年，可能是下意識地認為杜甫應該是屬于玄宗朝的，而不愿意他和睿宗朝產生瓜葛，這種選擇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不過若不能詳考712年的歷史，便會忽略先天元年后面連帶隱藏著的月份問題，從而犯“先天元年正月”這樣的常識錯誤。目前我們只能根據元稹《墓系銘》中關于杜甫卒于大歷五年（770）年五十九的記載逆推，得到杜甫生于公元712年的結論，至于到底是景云、太極、延和、先天中的哪個年號，其實并不能確定。

二

關于杜甫的結婚時間，目前學界有幾種說法，分別是開元二十二年、開元二十九年、天寶九載、天寶十一載，其中以開元二十九年（741）說最為流行，甚至被寫入《中國文學史》之中，因而被廣為接受。然而考察這種說法的由來，卻發現其中存在很大的問題。此種說法的基本文獻依據乃是杜甫的《祭遠祖當陽君文》，此文作于開元二十九年（741），文曰：“小子筑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庶刻豐石，樹此大道。”聞一多、郭沫若、陳貽焮、馮至等先生均將祭文中的“小子筑室，首陽之下”理解為蓋新房娶媳婦，因此推斷杜甫于是年與楊氏夫人在首陽山下的偃師結婚。這其實是以現代人的思維方式去理解古人，犯了以今律古的錯誤。現在農村的年輕人蓋房子一般是為結婚做準備，而杜甫開元二十九年在首陽山下“筑室”并不能這么理解，因為這篇祭文是杜甫在杜預墓前昭告遠祖，期望繼承先祖遺志，有所建樹，因此祭文中的“小子筑室，首陽之下”并不是要蓋新房娶妻結婚，而是在先祖墓前廬墓而居，以盡孝道。漢唐以來的“廬墓”之風較為盛行，作為一種事親以孝的行為受到政府及社會輿論的褒獎和提倡。唐代史籍中關于士人廬墓的記載很多，例如《舊唐書·陳子昂傳》載，陳子昂在其父陳元敬死后曾為之廬墓；《舊唐書·孝友傳》載，梁文貞在父母卒后“結廬墓側，未嘗暫離”；《新唐書·韓思彥傳》載：“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因此，目前學界關于杜甫開元二十九年結婚一說是站不住腳的，此說的出現是源于對《祭遠祖當陽君文》中某些文句的誤解而成，而將這種誤解作為結論寫入《文學史》教材之中更是不妥。

三

杜甫困守長安十年，方獲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一職，他在授官后寫了一首《官定后戲贈》：“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耽酒須微祿，狂歌托圣朝。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飆。”學界在解讀此詩時往往都會征引《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認為許身甚高的杜甫如今只得了從八品下階的兵曹參軍，這對其真是“極大的嘲諷，是惡意的作弄”。這種解讀有簡單化的嫌疑，實際上“致君堯舜上”只是詩人的偉大理想，這種理想與其初任官職的低微之間并不存在矛盾，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詩人，難道杜甫還不懂既要心懷遠大理想、又要腳踏實地這個簡單道理嗎？若按這種邏輯類推的話，那么抱有“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理想的李白只能做宰相，讓他做供奉翰林也同樣對他是極大的嘲諷了，這顯然是站不住腳的。賴瑞和《唐代基層文官》一書指出：“經常抱怨‘達不到偉大政治抱負’的，其實不是唐代詩人本人，而是不了解唐代官制的文學研究者。”其實杜甫在《官定后戲贈》中已經表示認可了右衛率府兵曹參軍這一官職，稱“率府且逍遙”，不再想歸隱山林了，但他仍然用“回首向風飆”的舉動表達他接收這個官職后的復雜心情，那么杜甫倘若不是嫌棄官小，他是對什么感到不滿意呢？這就涉及杜甫對自己官職的預期問題了。此前杜甫在《進雕賦表》中向玄宗表達自己的志愿時說：“明主儻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也就是說，他想和祖父杜審言一樣做個皇帝的文學侍從之臣。另外，杜甫在《天狗賦》中還曾表示想做一個像天狗那樣負責“觸邪”、“卻妖孽而不得上干”的皇帝近臣，所司之職似乎近于殿中侍御史或者拾遺、補闕之類的官職。而右衛率府兵曹參軍是負責太子東宮武官簿書的閑職，這與杜甫想做皇帝近臣的期望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落差，而他又不得不接受這個現實，所以得官后才會有搖頭嘆息之舉。

四

至德二載（756）四月，杜甫由叛軍盤踞的長安竄歸鳳翔，肅宗下詔任命他為左拾遺。此前杜甫所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的品階是從八品下，而左拾遺是從八品上，僅僅高出一階，因此馮至等學者認為，這表明皇帝對左拾遺是不重視的，只是拿來做個點綴罷了，其實這是因不了解唐代官制而產生的誤解。從白居易《初授拾遺獻書》中可清晰地了解唐代拾遺一職官秩低微的原因。在唐代官制中故意將拾遺的品階設置得較低，目的就是使任此職者敢于直言諫諍，不要惜位保身。左拾遺的品階雖不高，卻是皇帝的近臣，時時在皇帝左右，參與機密事務，其地位無疑要比右衛率府兵曹參軍清貴得多。陳子昂、張九齡、王維、高適、杜甫、元稹、白居易這些大詩人都曾出任過這一官職。杜甫當然也明白肅宗將他擢拔為左拾遺是何等恩遇，所以才在詩中感激涕零地說：“泣涕受拾遺，流離主恩厚。”

五

廣德二年（764）春，杜甫在閬州作《奉寄別馬巴州》曰：“勛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系纜沙邊久，南國浮云水上多。獨把漁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題下原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杜甫認為唐代的功曹一職已遠非漢代可比，已經很難再像蕭何那樣建立不世的勛業，在詩中表現出對“京兆功曹”一職的鄙棄態度，故學界均據此認為杜甫并未擔任此官。其實杜甫未去赴任并不等于未接受此官，杜甫在自注中已經明確說明吏部除授的命令已經頒布，告身當已下達，或已輾轉送至東川。杜甫于乾元二年（759）棄華州司功參軍，至廣德二年（764）算起來已經守選整整五年了，按照唐代的銓選制度，也正是應該除授新職之時。另外，元稹《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亦曰：“出為華州司功參軍，尋遷京兆功曹。”若將杜甫自注與元稹《墓系銘》合起來看，也可證明杜甫是接受了此官的，只是由于戰亂頻仍，自身流離西南，難以前往京兆府赴任而已，所以《新唐書·杜甫傳》才說他“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而非“不就”。可見杜甫“功曹非復漢蕭何”云云，只是發發牢騷而已，并不能當真。另外，杜甫不久后被嚴武表薦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品階為從六品上。從華州司功參軍的從七品下，一下子跳到從六品上的檢校工部員外郎，中間要相差五階（從七品上、正七品下、正七品上、從六品下、從六品上），若是沒有京兆功曹這一正七品下階的前資官作為鋪墊，就顯得太突兀了，那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從杜甫檢校工部員外郎官階的角度，也可側面證明杜甫確實曾接受過京兆功曹一職。

由上可見，今人之所以對杜甫生平問題產生種種誤解，主要還是由于對唐代的歷史文化與職官制度不熟悉、不了解造成的。研究者若以今人所處的社會狀況和思維方式想當然地去理解古人，便容易犯以今律古的錯誤。只有盡量深入了解唐代社會的文化制度情況，才能夠更加客觀地貼近歷史的真實，從而得出相對正確的結論。

（作者：孫微，系山東大學儒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