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只有立足我國實際，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我就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建設談幾點看法。

學術體系構建要突破零和思維

我們今天討論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并不是要全面否定西方的學術體系，也不是要取代西方已有的學術體系，而是在植根當代中國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術體系、原創思想。這些學術體系、原創思想不僅能解釋中國的變化和發展，而且能解釋世界的變化和發展，是對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基本規律的判斷和把握，是對人類文明多樣性、發展模式異質性的尊重和理解，終將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所接受。

如果認為我們今天要建設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是為了取代西方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就會誤入歧途，甚至南轅北轍——因為，盡管每一個國家、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是不同的，但作為上層建筑的文明文化都蘊含著人類發展進步所依賴的精神理念和價值追求，這些精神理念和價值追求有相同相通之處。

應該說，另起爐灶重新建構新的學術體系，既無必要也不可行。我們需要給西方學術充分的空間和足夠的尊重，在更大的平臺上平等交流、優勢互補，而不能簡單化、絕對化地全盤否定。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是對作為人類整體知識的哲學社會科學的豐富和發展，有利于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交鋒，有利于更好地解釋自然發展規律、社會發展規律和人類自身發展規律，有利于更好地發揮哲學社會科學作為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的作用。我們所要建立的學術體系，除了需要具備原創性、民族性，也要具備開放性、包容性，積極吸收借鑒國外有益的理論觀點和學術成果，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這樣的學術體系，才具有與時代同步發展的生命力。

知識創新亟待打造國際化的出版系統

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形成過程，其實就是把每個國家和民族已有的文化系統化、理論化、制度化、價值化的過程。這些思想、學說、理論，既是西方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又反過來深刻影響著西方社會的發展進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人類社會每一次重大躍進，人類文明每一次重大發展，都離不開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變革和思想先導。

那么，人類精神成果系統化、制度化的過程是怎樣完成的？在我看來，就是知識生產、知識傳播和認同機制彼此之間協同創新的結果，其中知識生產包括了生產什么知識、如何生產知識等問題，知識傳播包括了傳播路徑、傳播方式、傳播載體等問題，認同機制則包括了如何形成思想認同、理論認同、情感認同等問題，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體系性工程。高校人才薈萃、底蘊深厚、智力密集，是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陣地，但考慮到哲學社會科學的生成機制，有必要更加充分地認識學術出版對于三大體系建設的意義。中西方學術發展史都表明，一門學科，一種理論，或者一個重要的思想觀念、學術范疇的出現并為社會所認可和接受，往往離不開學術刊物等學術出版平臺的支撐。

就目前而言，我們對于知識生產要素、機制和流程的認識還是不全面的。比如說，教育部學科評估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就是國際化。知識生產的國際化，意味著要與各國杰出學者聯手解決問題；人才的國際化，不僅自己要走出去，還要把其他國家的優秀人才引進來；人才培養的國際化，要把學生送出去，同時也要想辦法吸引更多國家的學生；等等。但是否只有高校才能承擔起中國學術國際傳播的任務，繼而助力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建設？顯然并非如此簡單。可以認為，即使中國大學所有的學術研究都已經國際化，即使知識生產已經成為世界一流，但只要知識傳播沒有實現國際化，那就還不是真正具有影響力的學術體系。

如果認識到整個知識生產/文化生產是一個系統工程的話，那么，就應該對出版這樣的知識生產與傳播的重要環節提出國際化的要求。我們的出版，不能僅僅是關起門來自娛自樂，更應該面向全世界學者，吸引他們自愿到中國來出版他們的作品。如果中國的出版社既能“請進來”又能“走出去”，真正成為中外知識交流、匯通與融合的中樞，那么中國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構建就會更加容易實現。

所以，對于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術體系的構建，高校固然責無旁貸，但出版界也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不僅要為中國學術走向世界構筑平臺、創造條件，也要獨具慧眼、打破國界、引進資源，為回答人類社會共同面對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作出應有的貢獻。

學術體系構建非一日之功

對近代意義上的歷史學而言，其學科建制不過200年左右。歷史學的學術規范化發生在19世紀，整個學會制度的建立、期刊的創辦、人才培養體系的形成、對外傳播方式的確立，都是在這200年左右的時間內完成的。事實上，西方學術界從文藝復興以來一直在探索構建學術體系。

從古希臘到現代西方都有造假現象，在古代希臘就有偽亞里士多德、偽狄奧尼索斯；在文藝復興時代，西方有大量的造假，比如考古造假；到了19世紀，藝術品非常發達，造假也更多。但是，不能因為有了造假，就說西方文明是虛構出來的。從學術史來看，這些造假不是主流，不是大勢。

真正的大勢是如何構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學術體系，誠如布羅代爾所言：“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確實存在一種‘歷史學’的不平衡。歐洲在發明了歷史學家的職業后，便用歷史學家為自己效力。歐洲自己的來龍去脈既已弄清，就隨時準備提供證據和提要求。非歐洲的歷史學才剛起步。在知識和解釋的平衡尚未恢復時，歷史學家將始終難以解開世界史的難題，即歐洲優先的起因。這正是中國史學家李約瑟的苦惱。他研究的科技史相對來說比較明朗，然而他為確定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位置也很費勁。我以為有一點可以肯定，西方和其他大陸間的差距是很晚才拉開的，把這歸結為市場經濟的‘合理化’，顯然過分簡單了，盡管我們今天持這種傾向的還大有人在。”

可見學術體系構建絕非一日之功。文化愛好者說西方文化是偽造的，可以置之不理，但有些大學學者也說這種話，是非常可悲的。宗教信仰中的耶穌本身就是一種形象構建，與歷史中真實的耶穌并不一致，問題在于怎么構建。耶穌形象構建得這么完整，對整個西方學術產生了非常巨大的影響，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西方學術之所以走到今天，構建這么精致、傳承這么有序，我們一定要研究它各個方面的建制是怎么樣形成的。這個搞清楚了，我們才知道應該怎樣去做，因為我們做的目的不是取代它，而是給人類的發展提供多一種道路、多一種模式。只有這樣，才能為我們未來的發展提供更多的途徑、更優的選擇。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教授、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