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風流吾最愛，南朝人物晚唐詩。”日本江戶詩人大沼枕山（1818—1891）《枕山詩鈔》的這句詩因為被周作人《夜讀抄》引用而廣為人知。

　　早期日本文學走的是兩條路，一條是漢詩，以公元751年的《懷風藻》為最早；另一條則是和歌，以約成書于公元759年的《萬葉集》為鼻祖。

　　關于《萬葉集》的精神內核與師法對象，以往的比較文學界往往認為它尊奉中國先秦的典籍《詩經》，然而，這種理解兩國詩歌的方式過于生硬，我以為萬葉詩人更加癡迷于體現南朝人物風流與耽美的《文選》《玉臺新詠》等文學典籍。

　　集中體現南朝文學成就的兩部典籍，均誕生于梁代（502—556）。其中第一部要算昭明太子蕭統所編的《文選》，第二部則是昭明太子的弟弟蕭綱命令徐陵等編纂的《玉臺新詠》。這兩部作品很早就超越了國度，首先影響朝鮮半島，隨后傳播至日本列島，產生了東亞“漢文化圈”的整體影響力。

　　《文選》分三十八類收錄了東周至梁代的文學作品。《萬葉集》所收“雜歌”“挽歌”“相聞”三部，都有《文選》詩歌分類的影子。其中“雜歌”“挽歌”中體現的孤寂、風流，與《文選》氣息相通。六朝是挽歌大流行的時代，比如《文選》所收潘岳《悼亡詩》就是超出普通士大夫倫理意識，而公開表示對亡妻之愛的名篇。這種毫無隱瞞的永別之悲痛與炙熱之愛戀，影響了《萬葉集》所收柿本人麻呂對妻子的挽歌。此外，又如日本圣德太子《挽歌》描寫妻子生前“在家有嬌妻，枕手交頸眠”（本文《萬葉集》主要采用趙樂甡譯文），也是學習《文選》的產物。而《萬葉集》“相聞”部的起名，讓人聯想到南朝的張敷，沈約《宋書》說他：“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余響久之不絕。”也是南朝的風流人物之一。

　　宗白華《美學散步》說南朝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體現在文學上，就是不避“風流”與“色游”，但這種風流不是后世肉體意義上的俗詞，而是對女性美的再發現。典型如《文選》收阮籍《詠懷詩》第十九首“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以及《高唐賦》《神女賦》中對女神的單相思，這一主題在日本早期作品中也有極大的回音。

　　《萬葉集》收《石川女郎贈大伴宿禰田主歌》云：“道是風流人，不留造訪客。”六朝隋唐的“風流”與現代漢語頗有差異，著名哲學家馮友蘭《論風流》一文提到，真風流的人必有玄心、洞見、妙賞、深情。特別是情，是對萬物的一種深厚同情。如果說今日的風流是“喜”，那南朝人的“風流”毋寧說“悲”的成分更大。上文詩題中提及的大伴田主，是萬葉詩人大伴旅人（665—731）的二弟，《萬葉集》收大伴旅人《贊酒歌》云：“曩昔曾有，竹林七賢。其所欲者，酒而盈壇。”這就與中國魏晉南朝的人物性格非常相近。而《文選》中收錄的劉伶《酒德頌》也是萬葉詩人推崇的名篇。

　　與《文選》相比，《玉臺新詠》更加深入地形塑了日本文學耽美的性格。“耽美”雖然是近代以來日式唯美主義文學概念，但其精神源頭則出自南朝的文學與佛教。梁簡文帝蕭綱本人就喜好色戀，幕下徐陵、庾信都是艷情詩歌的曠代高手。《玉臺新詠》所表現的綺艷，與南朝的大乘佛教“無常觀”互為表里，一同渡海傳入日本。

　　蕭綱本人描寫春景的《十空詩·如影》云：“息形影方止，遂物慮恒侵。”在他眼中，晚春的“色”與世界的“空”是一致的。又如其《桃紅李白》詩所寫的美女，對于無常變幻的南朝世界，她“不惜暫住君前死”。這種落花式的剎那與永恒，是日本文學后世的母題之一。要而言之，南朝君臣們對季節變遷、女性容貌敏銳的感覺，以及對“色”的世界的耽溺，深深感染了早期的日本詩人。如《石田王卒之時丹生女王作歌并短歌》云：“王子如柔竹，秀美有尊嚴。”對于其死則云：“如此后悔事，竟忘人世間。”

　　又如《玉臺新詠》所收《河東之歌》：“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一題梁武帝所作）它描繪的河中少女美麗意象，就影響了《萬葉集》中天武天皇的“河上巖群靈驗，愿能雜草不生。少女身，永不變”。

　　美國亞瑟·E·昆斯特在《亞洲文學》中說亞洲有中東、南亞、東亞三大文學傳統，而東亞的文學傳統起源于中國，“擴展到日本、朝鮮、蒙古、土耳其斯坦和越南”（張隆溪選編《比較文學譯文集》）。從東亞漢籍角度看，《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是一部反映隋唐之際日本國整體藏書情況的目錄書。它記載有眾多種版本的《文選》《玉臺新詠》，最有名的就是此后中土失傳的唐鈔《文選集注》。另外，該目錄的“別集家”所記第一種，就是編訂于南朝的《陶潛集》，此外尚有《鮑（照）集》《庾信集》《何遜集》《王融集》《謝朓集》《沈約集》《徐陵集》《梁簡文帝集》等，幾乎將南朝大家盡收囊中。如陶詩“盛年不再來”句，其中對時間的傷逝，就影響了《萬葉集》所收《帥大伴卿歌》“盛年不再，倏忽此生”句，而“倏忽”一詞同樣也見于《文選》所收曹植名詩《朔風詩》“倏忽北阻”。

　　眾所周知，2019年5月日本正式采用新年號“令和”。據日方新聞云，“令和”的直接來源是《萬葉集》卷五所收大伴旅人的序言：“于時初春令月，氣淑風和，梅披鏡前之粉，蘭薰珮后之香。”但是，它的深層來源卻應當是《文選》卷十五所收張衡《歸田賦》：“于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郁茂，百草滋榮。”需要強調的是，《隋書·經籍志》雖然著錄有《后漢河間相張衡集》，但此書并不見于《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因此，大伴旅人等日本文人當時很難直接閱讀到《張衡集》，故而說“東漢的”張衡作品影響了《萬葉集》就頗不嚴謹，而要說是“南朝《文選》所收的”《歸田賦》形塑了它的風流與耽美。同樣的道理，《萬葉集》卷七所收大伴旅人《詠倭琴》，其云“取琴先嘆息；莫非琴胴中，藏有我妻”也不能簡單說成“三國的”嵇康作品影響了他，而是其學習對象來源于“南朝《文選》所收的”嵇康《琴賦》“顧茲桐而興慮，思假物以托心”。

　　以研究南朝佛教造像著稱，并挑戰“北朝中心論”的日本早稻田大學吉村憐教授有言：“從文化上來說，6世紀的南朝宛如君臨東亞世界的太陽，圍繞著它周圍的北朝、高句麗、百濟、新羅、日本等各國，都不過是大大小小的行星，像接受陽光似的吸取從南朝放射出來的卓越的文化。”（《天人誕生圖研究：東亞佛教美術史論文集》）在跨域文學、文化的研究層面，單純“太陽式”的影響并不是所有的研究核心所在，影響必須與接收方（接收國）的主觀選擇結合起來考察，這就是“形塑”的過程——日本早期文化的自我選擇與外在影響也走過了一條雙重融合的道路。

　　公元589年，隋軍大將韓擒虎攻入建康城，延續170年的南朝宣告終結，中國歷史迎來了隋唐盛世。然而，南朝的風流與耽美，卻并沒有失去她的影響力。雖然中唐以后，中國的主流文學界徹底摒棄了南朝駢儷文風，崇尚古文，但出乎意料的是，建康城朱雀橋邊的野草花卻穿越了地域、穿越了時間，令人驚奇地在另一個國度生根、發芽、壯大。今天，當世人贊嘆川端康成、芥川龍之介等日本文壇一流作家的文字中所表現出的澄明、洗練、空寂之美時，請不要忘記形塑他們文化性格的源泉之一，也有來自千百年前，大海另一邊的“舊時王謝堂前燕”。

　　 （作者：童 嶺，系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