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西考察時強調，我們不能忘記黨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記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要繼續高舉革命的旗幟，弘揚偉大的長征精神，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奮勇前進。長征的意義和價值是多方面的，它在許多方面的工作都具有歷史性和開創性。曾被埃德加·斯諾譽為“歷史上最盛大的武裝巡回宣傳”的長征，也是中國共產黨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民族政策宣傳的首次嘗試，黨及其領導下的工農紅軍利用行軍和作戰的間隙，對途經地區的10多個少數民族進行了黨的民族政策宣傳，推動了革命思想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也逐漸積累了一套獨具特色的宣傳經驗。

一是堅持黨對民族政策宣傳工作的領導。在長征途徑的11個省，聚居著大量的少數民族群眾，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工農紅軍第一次有機會與眾多少數民族群眾親密接觸，而西南、西北少數民族地區復雜的民族關系，對紅軍順利前進提出了嚴峻的考驗。能否打破由歷史原因造成的民族隔閡與敵視，并獲得沿途少數民族群眾對黨與紅軍的擁護與支持，成為決定紅軍長征是否能夠取得勝利的重要因素。這意味著，這一時期黨的民族政策宣傳成為事關革命成敗的戰略性需要。1934年11月，紅軍總政治部發布了《關于爭取少數民族工作的指示》，要求“野戰軍今后的機動和戰斗都密切地關連著爭取少數民族的問題”，“必須向全體戰士解釋爭取少數民族的重要性”，因為“這個問題的解決，對實現我們的戰略任務有決定的意義”（費侃如編著：《紅一方面軍長征日志》，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8頁）。基于這一認識，中國共產黨在長征期間一直堅持并不斷強化對民族政策宣傳的領導，以確保民族政策宣傳正確開展。

正是堅持了黨的全面領導，民族政策宣傳在長征期間才能始終保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各支部隊的宣傳都能夠突出強調“民族自由、平等與聯合”以及“宗教信仰自由”，明確反對大漢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例如，1934年11月29日，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發布《中國工農紅軍關于苗瑤民族中工作原則的指示》，明確提出要堅決反對“在中國勞苦群眾中間的大漢族主義”和“在瑤民中間所存在著的狹隘的民族主義”，認為兩者都不利于“瑤民民族與漢族工農勞苦群眾的聯合”（《民族問題文獻匯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頁）。1936年4月29日，在給喇嘛寺掌教八大老僧的信中，率領紅二方面軍的賀龍指出，“紅軍允許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對貴喇嘛寺所有僧侶生命財產絕不加以侵犯，并負責保護”（《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491頁）。1936年5月，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制定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總政治部對番民的策略路線的提綱》，也明確提出要反對并克服“大漢族主義的傾向”和“狹隘的民族觀念”，前者主要表現為“不相信和輕視番民”，后者則主要表現為“番族中的洗漢口號”（《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376頁）。

二是堅持實行全員參與式宣傳。長征中，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并沒有被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所嚇倒，反而在艱難困苦中愈挫愈勇、百煉成鋼，創造出了許多與眾不同、影響深遠的工作方式，其中就包括對民族政策的全員參與式宣傳。全員參與式宣傳是一種組織化宣傳，它能憑借強大的組織力和動員力實現信息覆蓋的最大化，有助于彌補組織在媒介占有上的不足，扭轉信息宣傳上的劣勢。正是借助于全員參與式宣傳的力量，中國共產黨在長征期間才實現了現代民族思想在民族地區的傳播，轉變了各少數民族群眾的思想觀念。正如美國學者威廉·莫爾伍德在評價長征時所說的那樣，“長征是一次解放。長征既打破了地域上的隔絕狀態，又解除了人們心理上的桎梏，使人們的思想從古老的狹隘的鄉土觀念中解放出來，在人們面前表現出國土之遼闊，揭示出民族精神遺產之博大”（轉引自《國外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研究論點摘編》，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頁）。

全員參與式宣傳要求每個紅軍戰士都成為黨的民族政策的宣講者，能隨時隨地向少數民族群眾宣傳黨的民族政策。例如，1935年5月20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訓令，要求發動各連隊“破壞白軍宣傳，要深入到各家群眾中，普遍的寫貼標語”，并“對夷民要發動每人送他們一件禮物”，以便改善與他們的關系（《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261頁）。1935年7月10日，《紅星報》刊發《以進攻的戰斗大量消滅敵人創造川陜甘新蘇區》一文，號召“我們部隊中地方工作的中心應以全力放在爭取少數民族的上面，每個紅色指戰員都要自動的來參加這個工作……不懂得共產黨的民族政策的不配當一個共產黨員，不了解爭取少數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參加這一工作的不配當一個好的紅色戰士！”1936年6月27日，紅四方面軍制定了《中國工農紅軍四方面軍在西北地區行動的標語口號》，要求“各軍政治部應將各級政治部處的粉筆隊組織好”，并強調“在行動中不僅組織粉筆隊在路上墻壁上書寫。應動員每個連隊的群眾和支部的同志到處書寫，使群眾隨時可以看到，使反動分子不易破壞我們所書寫的標語”（《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499頁）。

三是堅持貼近實際、靈活多變的宣傳形式。受國民黨政府反動宣傳的蠱惑和傳統民族偏見的影響，一些少數民族群眾對紅軍存在不同程度的誤解，將紅軍與舊式軍隊等同起來，出現了一些逃離、敵視紅軍的現象。針對少數民族地區復雜的民族關系，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采用靈活而又實用的形式，積極主動地向沿途的少數民族群眾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在長征期間對民族政策的宣傳中，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組織“粉筆隊”“上山宣傳隊”，開展與少數民族群眾的“聯歡會”“茶話會”，刷寫標語、口號，印發傳單、布告，靈活多變的宣傳形式能夠滿足不同地區和文化程度少數民族群眾對信息的需求，使少數民族群眾逐漸了解并認同黨的民族政策。

193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下發了《中共中央為轉變目前宣傳工作給各級黨部的信》，要求各級黨組織在宣傳方法上迅速轉變，“在番民群眾中須盡量的將宣傳品翻成番文散發張貼，并須與番民的民族解放聯系起來”（《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347頁）。1936年3月，《中國工農紅軍四方面軍政治部關于少數民族工作的指示》要求，黨的民族政策宣傳“不能夠只在少數民族中空喊民族自決和反對帝國主義，必須把這些問題與群眾的生活需要民族要求等切實的聯系起來”，要“用群眾中具體的問題來解釋紅軍主張的原則”；同年7月通過的《關于宣傳教育工作決議草案》要求，在了解西北地區基本情況的基礎上，“靈活的組織行軍中與戰斗時的宣傳鼓動與文化娛樂工作”（《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360、401頁）。1936年12月19日，紅二方面軍政治部撰寫了《中國工農紅軍二方面軍政治部關于二六軍團長征的政治工作總結報告》，回顧了在長征時期宣傳黨的民族政策的靈活做法，如“經過通事請番民吃茶飯，在茶話會上宣布紅軍及蘇維埃對番民的政策”，“張貼標語布告（番文的）”，以及“到山上去找番民回家，經通事向之解釋”等（《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436、437頁）。

四是堅持“抓重點”與“廣覆蓋”相結合的宣傳策略。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長河中，各少數民族大都經歷了相對獨特的發展道路，并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社會結構和風俗習慣；長征時期，大多數少數民族地區仍處于生產力水平較低的社會發展階段，土司、頭人、喇嘛和阿訇等上層人士在普通群眾中仍擁有較高的威望。無論在少數民族群眾中開展何種工作，都需要團結和調動少數民族中的上層分子。1936年，時任抗日先鋒軍政治部主任、民運部部長的劉曉，在對各地的回民宣傳工作進行對比后指出，那些沒能取得進展的是因為“束縛于狹隘的階級范圍里，以致不能團聚那些民族領袖與回民有威望的分子來進行工作”，而那些取得較大進展的則是因為“團結了一些群眾視為是他們領袖的分子”，進而要求“在回民工作中需要特別注意把自己的工作方式適合于這民族原則”（《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522、523頁）。長征時期黨的民族政策宣傳，非常注重發揮少數民族上層分子的作用，并將其與對普通群眾的宣傳結合在一起，不僅擴大了宣傳信息的覆蓋面，而且提高了宣傳工作的效率。

對上層分子與對普通群眾的宣傳應結合在一起。《中國工農紅軍關于苗瑤民族中工作原則的指示》指出，“蘇維埃紅軍不拒絕而且歡迎同瑤民的上層代表發生親密的關系，同他們訂立各種政治的與軍事的聯盟，經過他們去接近廣大的瑤民群眾，去推動廣大的瑤民群眾，進入革命斗爭的陣線”。《中國工農紅軍四方面軍政治部關于少數民族工作的指示》也強調，“在民族運動上有革命意義的土司、頭人、喇嘛，我們仍然不放棄與之聯合或使之中立”，必須將對上層分子與普通群眾的宣傳有機聯系起來（《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359頁）。1936年6月，《中國工農紅軍十五軍團政治部關于西征中的回民工作報告》中也有相同的認識，指出發動回民的有效方法是“利用阿訇上層分子進行對下層群眾的宣傳”，但“專門只找阿訇也是錯誤的”，正確的做法是“善于運用適合回民宗教的策略，取得接近利用阿訇上層分子，來接近與進行下層群眾工作”（《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392、393頁）。1936年10月17日，在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之后，毛澤東與楊尚昆在給各方面軍的電文——《關于征求對回民問題決定的意見給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賀龍等的電》中強調，必須堅持“回民事情由回民自己辦理”的原則，包括宣傳在內的各項工作都應“聯合阿訇與回民中知識分子，經過他們去接近回民”（《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433、434頁）。

綜上所述，長征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宣傳，不僅有助于沿途少數民族群眾了解并認同黨的民族政策，而且有利于傳播“民族自由、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等現代民族理念，喚醒沿途少數民族群眾的民族共同體意識。正如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所評價的那樣，被比作“宣傳隊”的紅軍長征，“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么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頁）。

（作者：張燚 黎海波，系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學分中心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長征時期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宣傳的歷史經驗研究”〔17BMZ00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