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態哲學、復雜性研究等交叉學科研究興起的21世紀,整體論方法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但科學研究仍離不開還原論方法的支撐。量子物理學、生命科學、材料科學、信息科學等,都要使用還原、分析的方法。溫伯格(Steven Weinberg)指出,“我認為任何一點都不能為反對基本粒子物理學的還原論傾向提供使人信服的例證……這真正是還原論取得勝利的世紀”。

　　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的最小空間、最小時間原理為還原論方法奠定了科學基礎,加深了人們對還原論方法本質的理解,論證了還原論方法的“合法性”。他的“最小時空原理”可以被看作該方法的研究綱領,該“研究綱領”的核心在于,任何一個研究對象一定是可以用數學形式來表達的物理實在,否則便不能成立。柯林伍德認為,“一個給定種類的自然實體只有在適當范圍的空間中才能存在。它不是無限可分的,它有一個最小的可能量,如果這個量再分下去,其部分便不是這種實體的樣本了”。正如康德所持的先驗時空觀念那樣,“現象界”要想進入我們的“知性領域”,為知性所把握,必須占據一定的空間和時間,同時,這種空間的最小尺度要用數學來表達。如果一個事物的尺度大到或者小到無法測量、無法表述,那么在認識論上也將失去意義。而我們所謂的“生活世界”,就是人類觸角和視角所及的“區間”。柯林伍德的“最小空間”概念不但在形而上學上具有哲學思辨意義,更重要的是它要能用數學符號來表述。如果說空間原理主要用來描述事物的“量”,那么時間原理則主要揭示出事物“質”的方面。波特曼認為,時間就像一個“格式塔(Gestalt),貫穿其中的不是生存價值,而是性質表現力”。柯林伍德指出,“不同種類的實體擁有各自特定的時間量。每個特定的實體都有它在其間存在的特定時間間隔,在更短的時間間隔內它便不能存在”。即“瞬間不存在自然”。

　　“如果從頭考慮還原論,我們必須引入層次的概念”。因為世界上的事物千差萬別,有些事物在特定的“時空”視角中才能呈現,不同的事物需要不同的時空坐標。霍蘭認為,描述層次的改變實際上就是坐標系的變換,這種改變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事物,理解涌現。層次理論告訴我們,認識、研究事物時不能對其“過度還原”。人類及其科學世界只是時間和空間上一個變化的“波段”,一個事物只有同時滿足空間和時間維度對我們才有意義。相對論證明了時間和空間的統一性,而不管我們能否認識到兩者的“糾纏”,“最小時空原理”作為一個背景和條件決定了我們認識事物的界限。由于不同層次的世界處于不同的時空維度之中,所以不同的研究對象必定要采納不同的時空坐標為參照系。尺度和層次不同,事物就會“涌現”出不同的面貌和性質,所以如果對一事物“過度還原”就無法進行合理解釋。一個人的成長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堅持不懈,認識一場社會運動時,十年和百年的視角下結論也不會一致,這是還原論中的最小“時空原理”給我們的方法論啟示。

　　從方法論起源上看,還原論方法起源于西方分析、演繹的文化傳統;從思維的本性上看,該方法由人類思維的“割離性”所決定。還原論方法有其適用的界限,一旦我們從事物的“同質性”轉向“異質性”研究時,它就會失去效力。自20世紀下半葉生態哲學、環境哲學興起以來,還原論方法就常被一些人貼上“科學主義”的標簽,有些學者提出“超越還原論”,認為從還原論到整體論是一種“綠色的范式轉換”。但是“超越還原論”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放棄對事物的科學探究,實則不可能。概言之,分析與綜合、還原與整體在科學研究中是互補的,每一種方法都有其適用的范圍和時機。薩頓(George Sarton)指出,科學進步中“較大的一步通常是綜合的,而較小的一步往往是分析的”。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還原論主要作為一種手段,而整體論則主要作為一種目的。從科學思想史的角度看,人類總體上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不同的方法總是在不同時代為不同的目的服務。溫伯格指出,20世紀的科學成就主要通過還原論的方法所取得。當然,對事物的“過度還原”、無窮后退不但在科學上不可能,而且在哲學上也會遭到批判,黑格爾就把這種情形稱為“惡的無限”。

　　從本質上看,還原論與整體論是融貫的。因為還原論以世界的“層次性”為基礎,而層次理論中包含的“時間維度”則可以過渡到整體論,通過世界的層次理論可以把二者貫通起來。在整體論得到重視和應用的學科中,還原論方法已經退居背景之中并作為基礎而存在,因為一方面新科學研究仍不能離開還原方法的支撐,另一方面還原論方法也體現了人類認識過程中的“割離”本性。因為“以演繹推理為核心的演繹邏輯……(這種一階邏輯)典型地表明了人類思維的一種割離本性”。

　　(作者單位:曲阜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