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文學是兩個不同的領域。明末清初金圣嘆在《讀第五才子書法》中就指出：“《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以文運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卻要算計出一篇文字來，雖是史公高才，也畢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順著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由我。”但是，歷史與文學也并非水火不相容。《史記》作為史學經典，能夠“跨界”到文學領域，既有其內在原因，也有外部的諸多因素。

司馬遷“愛奇”的審美觀。《史記》被譽為“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著作，但司馬遷的審美觀有“愛奇”傾向。揚雄《法言·君子篇》：“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譙周也曾說司馬遷“愛奇之甚”。劉勰《文心雕龍·史傳》還說《史記》有“愛奇反經之尤”。他們初步認識到《史記》獨特的文學審美傾向，但只認識到“奇”的表面現象。司馬遷的愛奇，不只是記載神話傳說，更深層次的是司馬遷選擇了大量的奇特之人和奇特事件。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指出，《史記》的創作目的是要“傳畸人于千秋”。“畸人”，即“奇人”，即司馬遷所說的“倜儻非常之人”。這些非常之人，或者在歷史上有非凡之舉，如一統天下的秦皇、漢武，胡服騎射的趙武靈王，力拔山、氣蓋世的項羽，揭竿而起推翻強秦的陳勝、吳廣，威鎮邊塞的衛青、霍去病，智勇兼備的藺相如，大文學家司馬相如，還有軍事家張良、蕭何、韓信、陳平，等等；或者在逆境中奮發有為，如伍子胥、季布、勾踐乃至司馬遷本人，等等；或者有理想有作為但落得悲劇結局，如被秦國車裂的商鞅、沉江自殺的屈原、郁郁而死的賈誼、被身斬東市的晁錯、被活活餓死的周亞夫、被迫自殺的李廣，等等；或者出身卑賤，但在某一方面有出眾之處，如游俠、刺客、商人、食客等。相反，一些位高權重的宰相，由于碌碌無為，司馬遷并沒有選擇他們。正是這些奇特人物的出現，使《史記》成為一部具有強大力量的作品。為了突出表現這些奇特人物，司馬遷特別注重特異性的故事情節、特異性的場面，如《田單列傳》的火牛陣，《淮陰侯列傳》的背水一戰，《越王勾踐世家》的臥薪嘗膽，《留侯世家》的張良遇黃石公、借箸發難、商山四皓，《酈生陸賈列傳》的“狂生”酈食其見劉邦等，都是極有情致的奇人奇事。“愛奇”的審美觀不只是史學家在搜求歷史資料，也是文學家通過資料發現自己認為美的對象，能體現生命力的人和事，而且不受他人約束，這就使《史記》不同于一般的歷史著作，所寫的奇特之人都是“有故事的人”，有熱乎乎的生命，具有了文學的傳奇色彩、故事特征和審美享受。

《史記》內在的文學品質。《史記》能進入文學領域，也是由于它本身具有文學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刻畫人物具有典型化、個性化的特征。《史記》選擇典型事例表現人物個性，放大了人物一生中的關鍵點，如項羽的巨鹿之戰、鴻門宴、垓下之圍三個轉折點。另外，《史記》描繪典型環境，讓人物在矛盾沖突中表現自己；用人物自己的語言和行動去表現人物的行動；用細節描寫來充實人物的個性；多側面寫人，使人物由平面化轉向立體化；運用對比描寫，顯示人物個性，等等。這些手法的運用，使《史記》插上了文學的翅膀，避免了單純的客觀敘述和呆板的生平介紹。尤其是個性化的語言，這是歷史跨入文學的一道檻；由于司馬遷的努力創造，《史記》終于邁過了這道檻。從某種意義上說，典型化、個性化是文學的靈魂和生命，因為這是經過對生活的深入挖掘而產生的。《史記》中還有一些想象、心理刻畫，具有文學的品質。《大英百科全書》在談傳記文學時指出：“作為一個傳記藝術家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他是否能夠在表現出年代的范圍和歲月的跨度的同時，又能夠著重突出表現一個人的外貌和內心的主要行為形式。”成功的傳記，不僅要展現人的生命過程，更重要的是要揭示出這個過程的內動力。《史記》在“實錄”的基礎上，根據人物、環境的需要，在某些情況下，適當揣度人物的內心世界，揭示人物“為什么這樣做”的原因；或者適當進行藝術夸張，以渲染氣氛；或者為了補充事實的不足，適當進行藝術想象。另外，司馬遷秉筆直書，褒善貶惡，愛憎分明，加之他深刻的人生體驗，使《史記》中灌注著他強烈的感情色彩，魯迅稱之為“無韻之《離騷》”。司馬遷將個人情感滲透在字里行間，這也是《史記》邁入文學殿堂的一個標志，也是《史記》區別于其他歷史著作的一個重要方面。由于典型化、個性化、抒情化以及想象、心理刻畫等手段，《史記》具有了文學的感染力，引起了讀者的共鳴，如茅坤《史記鈔》所說：“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斗，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養士也！”

歷代《史記》文學闡釋和評論。文學闡釋和評論，是連接作者、文本、讀者之間的橋梁，引導讀者解開作者隱藏在文本中的“密碼”。《史記》雖是歷史著作，但從漢魏六朝時期開始就已被文學家、理論家所關注。他們在史學評論的同時，也初步進行文學評論，提出了“史公三失”“班馬異同”“司馬遷愛奇”等問題。唐代韓愈、柳宗元等古文家以“雄深雅健”“峻潔”等評價《史記》，劉知幾等史學理論家都注意到《史記》紀傳體的特長和文學價值，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史記正義》的出現也使《史記》得到廣泛傳播。宋代形成了評論《史記》的風氣，歐陽修、“三蘇”等散文大家從古文角度評論《史記》，如蘇洵首次發現《史記》敘事寫人的“互見法”，馬存從司馬遷經歷入手評論《史記》的多樣化風格，等等。同時許多筆記著作、序跋書信、古文選本、古文評點以及《史記》的專門評點著作如《班馬異同評》等，評《史記》人物，評文學風格，評藝術手法等，甚至出現了專門摘錄《史記》精彩語句的《史記法語》《太史華句》等。這種評論、評點，尤其是文學評點，到明清時期達到高潮，廣泛涉及《史記》敘事寫人的結構、線索、層次、情節、段落、語言、風格等方面。明代茅坤、歸有光等文學家都評點過《史記》，甚至出現了凌稚隆《史記評林》這樣的集大成式著作。金圣嘆等人還把《史記》與《水滸傳》等小說進行比較評論。清代桐城派用“義法”、用“奇”“高”“遠”“大”“疏”等評論《史記》。大量的《史記》評點著作如《史記論文》《史記半解》《史記評注》《史記七篇讀法》《史記菁華錄》等，還有如《日知錄》《文史通義》《藝概》等著作以及許多古文選本的評論，對《史記》的文學特征進行了多方面挖掘。近現代時期李長之等許多學者評論《史記》文學特征，內容愈來愈豐富。此后的文學闡釋和評論更加系統化、理論化。值得一提的是1910年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教材，把《史記》寫入文學史，影響至今。《史記》名正言順地進入中國文學的殿堂。

中國文學對《史記》的接受。《史記》是文史結合的典范，它之所以能進入文學領域，也與歷代文學家在創作實踐中接受《史記》有關。文學家把《史記》作為自己創作的標本進行借鑒、學習、模仿。如中國古代大量的詠史詩從《史記》中取材，僅據趙望秦《史記與詠史詩》所收就達3600多首，還有許多詞和曲。傳記創作無論是單傳還是類傳，大都從《史記》中汲取營養。散文家如唐宋八大家、明代的前后七子和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等，不僅在理論上倡導學習《史記》，而且在實踐中學習《史記》的優良傳統。古典小說從志怪、志人到唐傳奇、宋元話本，再到明清長篇小說，或取材于《史記》，或學習《史記》紀傳體的寫法，或繼承和發展《史記》的內在精神。元雜劇從《史記》中取材，據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統計，多達180多種。司馬遷“發憤著書”理論也被歷代文學評論家所接受，并加以發展，如“蓄憤說”“不平則鳴說”“詩窮而后工說”等。歷史著作被文學家從各方面予以接受，既顯示了《史記》的文學品質，也促進了中國文學的發展。即使當代“史詩性”的文學作品，追求宏大敘事，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史記》的傳統。

另外，不同時代的文學思潮以《史記》為旗幟、文學教育以《史記》為教材以及海外學者對《史記》文學的研究等因素，也促進了《史記》進入文學領域。

（作者：張新科，系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